在废除检察官侦查权的修订版刑事诉讼法定于下月2日施行之际,国民受害的担忧不断加大。因为警方事实上垄断侦查权,而防止案件草率处理及伪造、隐瞒、缩小的制衡装置却不够完善。姜东范(音)梨花女子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名誉教授14日在Seoul Economic Daily总部接受采访,就当前状况表示“刑事司法体系陷入严重的功能失调”,并担忧“侦查被拖延、案件被压下、侦查质量下降,国民信任可能崩塌”。他随后建议:“哪怕只恢复检察官的侦查指挥权,也是最有效的替代方案。”对于近期围绕新任大法官人选、李在明总统与曹喜大韩国大法院长之间的矛盾,他指出:“如果总统介入大法院长对大法官候选人的提名或国会的同意,就可能受到违反三权分立、违反宪法的批评”,“宪法只规定了三权分立,并未规定三权的优劣”。
——共同民主党有关“彻底剥夺检察官侦查权”的检察改革立法工作,近期随着刑事诉讼法修订告一段落。
△原本并行、多层的侦查结构被切断。此前检察官与警察双方对所有犯罪都拥有侦查权。检察官拥有侦查指挥权和公诉权。犯罪受害人或举报人只需向两个机构中自己能够接触到的机构提出控告、举报即可。今后不能再向仅有公诉权的检察官提出控告、举报。形成了必须向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重大犯罪侦查厅、司法警察(含国家侦查本部)中具有侦查权限的机构提出控告、举报的割裂结构。从控告人或举报人的立场看,由于程序复杂,需要依赖律师的情形将增多。从国家层面看,无法把作为侦查专家的检察官用于侦查,就必须增加并培训司法警察,因而不得不付出机会成本和额外费用。在结构上,警察相对于检察官,其职务独立性和身份保障仍不够充分。由此,若侦查受到政治影响,将导致对刑事司法的信任下降。
——检察官的补充侦查权被废除,取而代之引入了补充侦查要求权。
△即使检察官提出补充侦查要求,也存在警方补充侦查不充分的隐忧。修订后的刑诉法在允许检察官于补充侦查要求权之外直接核实事实关系的同时,又规定通过核实事实关系取得的陈述、资料不得在审判中作为证据使用。很难理解为什么检察官所作事实关系核实的成果不能作为证据。即便提出了补充侦查要求,也可能因侦查机关之间相互推诿的“案件乒乓”而使侦查程序拖延、案件处理期间延长。若制度按现状施行,将产生难以发现实体真实、无法对犯罪者予以应有惩处的严重问题。一个替代方案是,由法律知识或侦查经历相对丰富的侦查官组成专门负责补充侦查的独立机构。另一个替代方案是,哪怕只恢复侦查指挥权。
——今后检察厅被废除,由公诉厅负责维持公诉的工作。
△刑事程序按“侦查—公审—刑罚执行”的顺序进行。侦查是查明有无犯罪嫌疑、以决定是否提起及维持公诉的准备阶段。由于是评估侦查结果来决定是否起诉,我认为由没有进行侦查的人来起诉并不妥当。也有意见指出侦查者存在确证偏误的可能性。但把起诉程序交给对有罪没有确信的人是否更好,这值得怀疑。对大法院长、大法官、检察总长等特定高级公职人员犯罪由公调处同时负责侦查与起诉的安排,以及各类特检法,都可以印证这一点。
——对侦查权分散到一般司法警察与重侦厅、公调处,您如何评价?
△按犯罪类型分别确定侦查主体,能给国民带来什么便利呢?一般犯罪由警察侦查,重大犯罪由重侦厅侦查,高级公职人员的特定犯罪由公调处侦查。不仅一般国民,连犯罪者乃至侦查机关都会对案件该由谁侦查感到困惑。虽然也有从一开始就明确属于何种犯罪嫌疑的案件,但考虑到在侦查过程中实体逐渐显现才是常态,这一安排存在严重问题。
——确保公诉厅与重侦厅、公调处独立性的方案是什么?
△重侦厅法规定,行政安全部长官一般性地指挥、监督重侦厅长及其所属职员,但对具体案件仅指挥、监督重侦厅长。公诉厅法也规定韩国法务部长官一般性地指挥、监督检察官,对具体案件仅指挥、监督检察总长。这些条款中,有必要删除对具体案件的指挥、监督权。就公调处而言,处长人事的独立性是保障侦查政治独立的捷径。因此必须修订公调处法,将公调处长候选人推荐委员会中由国会交涉团体推荐的4名,改为接受与政治无关的人士的推荐并予以任命或委任。
——对侦查官可能看政权等风向的担忧也很大。
△侦查负责人的人事也必须依客观标准公正进行。例如,有必要研究扩大检察官人事委员会11名委员中目前仅有4名的非法律界委员的比重,并强化人事委权限,赋予其对地方公诉厅长以上人事的审议权等方案。重侦厅也应增加人事委中的外部委员人数。目前7名外部委员中有6名分别为侦查官2名、韩国法务部长官推荐1名、行安部长官推荐2名、重侦厅长推荐1名,难以确保独立性。
——以近期光州女高中生杀人犯张允基(音)案件等为契机,警察改革论正获得更多支持。
△张允基案件是警方包庇自家人式侦查的典型,显示出为何需要恢复检察官的侦查指挥权或补充侦查权。警方弃置案件或滥用侦查权的问题,不能只交由警察个人的良心或能力来解决。有必要将内部体系与外部体系分别运作,形成重叠控制。作为内部控制体系,可以考虑在市道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设立直属厅长的暂名“侦查不满申报中心”,受理并处理案件当事人的不满。也可以设立仅由外部人士组成的暂名“案件检查委员会”,确认侦查是否迅速、恰当地进行。从根本上说,警察改革应朝着行政警察与司法警察分离、人事独立、内部与外部控制体系的构建、待遇改善、严格的赏罚分明、一定职级以上岗位轮换等方向推进。
——司法部门的独立性争议也很大。
△大法官任命本质上是宪法问题。宪法问题被政治化既不可取,也不恰当。此类矛盾应以民主主义原则和宪法规定为基础来解决。宪法第104条第2款规定,大法官由大法院长提名、经国会同意后由总统任命。若总统介入大法院长的提名或国会的同意,就可能受到违反三权分立、违反宪法的批评。
——在执政党主导下实现了大法官增员。
△随着法院组织法修订,目前14名的大法官定员将从2028年到2030年每年增加4名、共增加12名。韩国大法院上诉案件激增,增加大法官是合理的,但规模过大。况且,将任命这12人的现任总统相关的刑事审判仍在下级审进行中,这一点也问题重重。大法官属部长级人事,每增加任命1人都需要大量费用。不如节省这笔费用来增加下级审法官,以化解审理拖延、保障国民接受审判的权利。
——您如何看待引入裁判宪法诉愿制?
△连宪法规定的最高法院韩国大法院的裁判也将成为韩国宪法法院的审判对象。实质上韩国大法院将失去最高法院地位,引发违宪争议。而裁判宪法诉愿获得受理后的处理程序,宪法法院法中并无规定。在规定出台前终究要由法院来定,但后续裁判在哪一审级进行、采用撤销发回还是再审、已依确定裁判执行完毕时如何处理等等,必然产生诸多争议。混乱的责任在于未经充分研究或讨论就立法的国会。
——提升国民对法治与司法部门信任的根本方案是什么?
△首先,包括总统在内,立法与司法部门必须彻底遵守民主主义原则、宪法与法律。在当前状况下,即使法律上有裁量空间,也应把严格执行置于裁量之上。也就是说,对权力者要严格,对弱者要温暖地执法。近期国民对司法体系的不信任大幅上升,原因源自对裁判独立性、公正性的怀疑。比起案件真相,更关心由谁来审判、即法官的履历或政治倾向,这种社会氛围十分浓厚。为克服这一点,有必要将国会对大法官与宪法法官任命同意案的表决门槛加重为特别多数,即出席国会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从而使国会多数党乃至少数党的意见也得到体现。
◇ He is…
1957年出生。首尔大学法科大学毕业后,在该校研究生院取得法学硕士、博士学位。历经西京大学、首尔市立大学,后在梨花女子大学任法学教授,被评价为韩国刑法及刑事司法领域的权威。其著作中,《刑法总论(合著)》和《刑法各论(合著)》作为刑事法基本教材被广泛使用,法学专业者几乎都读过。他曾任韩国刑事政策学会会长、韩国刑事判例研究会会长等。还曾担任首尔西部地方法院公设辩护运营委员、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检察侦查审议委员、韩国法务部责任侦查体系整备协议会专家及政策委员、韩国法务部监察委员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