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9-14

[白想论坛] 韩美数字监管矛盾的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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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平台企业向全世界同步提供服务,各国的数字监管正演变为国际贸易争端议题。限制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平台竞争监管、数据本地化要求等,在对方国家看来被视为新型非关税壁垒。拥有众多大型全球平台企业的美国,将韩国推进网络使用费立法、位置信息及个人信息境外转移要件、公共云安全认证制度(CSAP)、在线平台垄断监管等各类数字监管列为主要贸易议题,并要求纠正。

两国矛盾的核心源于对监管目的与执行方式的结构性认知差异。韩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境外转移监管,是为保护个人对自身信息的决定权而正当行使主权,但对利用全球分布式数据中心的美国企业而言,则构成过度的合规成本与服务限制。在线平台监管同样以确立公平市场秩序和保护消费者为目标。然而,若设定营业收入或用户数量等定量标准,即便形式上不歧视国内外企业,实际上谷歌、Meta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会集中被纳入监管对象,从而产生事实上的歧视。更根本的是,美国偏好以反垄断诉讼、法院判决为中心的事后垄断监管,而韩国引入欧洲式事前监管模式,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

这种监管矛盾的一个侧面,在近期韩国政府对一家由美国母公司控股的国内大型电子商务平台实施制裁的过程中清晰显现。该企业因涉嫌操纵商品搜索排名及大规模个人信息泄露,先后被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和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检举并被处以天文数字级罚款,美国投资者与国会随即将此定性为并非单纯执法,而是对外资企业的歧视性监管。美方将多个政府机构同时展开行政调查、缺乏律师—委托人保密特权、罚款计算缺乏比例性等正当程序问题正式列为贸易议题。这一案例显示,韩美在监管执法正当性与程序公正性上的分歧可能直接演变为贸易争端。

要化解此类贸易摩擦、营造合理的监管环境,必须从多角度推进使监管主权与国际贸易规范相协调的制度改善。首先,原则上应确立符合国际标准的非歧视性监管体系。在设计制度时,不应盲目照搬海外的事前监管模式,而应采取不损害市场活力的均衡路径。此外还须注意,新的数字监管对海外经营者难以有效执行,可能形成只束缚国内经营者的逆向歧视。

监管执法的透明性与程序合法性也需大幅强化。无论国内外经营者,都应适用相同的违法认定标准与罚款计算原则,并对外明确公开该过程。越是可能威胁企业存续的高强度制裁,越应彻底遵守禁止过度原则,保障相当于令状主义的严格程序控制与充分的辩护权。同时,在数字监管立法阶段进行监管影响评估时,宜将贸易影响评估制度法定化。应事前系统性地审查法案出台是否会造成对外资企业的事实歧视、与韩美自由贸易协定(FTA)等国际规范的契合性,以及对跨境数据流动的连锁影响。

归根结底,韩美数字监管矛盾的解决之道并非无条件放弃本国监管主权或给予外国企业特惠。韩国应坚守公共利益与用户保护这一监管主权,同时须能证明监管程序与内容的比例性、公正性与透明性。美国也不应将合法的公益监管——例如因市场或产业条件而使特别监管具有正当性的情形——无条件视为贸易壁垒,而应尊重韩国的法律体系与社会特殊性。最终,只有构建基于韩美相互信任与利益的共同数字规范,才能找到解决矛盾的可持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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