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发生职场性骚扰或重大违纪事件时,若加害员工在人事委员会召开等正式惩戒程序启动前提交辞职书,许多企业会陷入两难。因为事件性质严重似应予以惩戒,但既然劳动关系反正会终止,公司往往判断省略复杂且易生风波的惩戒程序、以自愿离职方式低调收尾更为有利。然而这种处理方式并不总是安全,需要相当谨慎。
根据男女雇佣平等法,雇主在确认存在职场性骚扰事实时,须毫不迟延地采取惩戒等必要措施,并且在采取措施前必须听取受害劳动者的意见。近期法院在一起公司于受害者未自愿、明确提出请求的情况下受理加害者辞职书并终结事件的案件中,认定公司违反了必要措施义务及事前意见听取义务,判定其对受害者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022나45458判决)。从此类判决来看,即便受害者在面谈过程中一度对辞职处理表示肯定,或事后表达了感谢,若公司未充分提供有关惩戒程序利弊、二次伤害防范措施等客观信息而诱导以不惩戒方式辞职,仍可能难以被评价为已尽到法定措施义务。进一步而言,若仅告知加害者辞职已确定的事实,而未充分说明加害者的陈述内容及应对方案,也可能构成违反意见听取义务。
另一方面,违纪员工提交辞职书后,即使公司不予受理,依据民法第660条,经过一定期间(通常为1个月)辞职即发生效力。因此,为降低上述法律风险,若公司有必要对该员工作出惩戒处分,就应积极考虑在辞职生效前召开人事委员会、迅速完成惩戒程序。此外,即便刑事控告或侦查正在进行中,惩戒程序与刑事程序仍属各自独立,若通过内部调查已充分证明违纪事实,则可不论侦查结果如何作出合法的惩戒处分。
即使辞职已生效或因期间届满而离职,只要相关法令或公司规章有依据,仍可作出确认“若仍在职将属于应受惩戒解职处分的重大违纪行为”形式的惩戒处分(韩国大法院2012다98072判决)。这有助于提升组织内惩戒的公平性,并在某些情况下具有限制再入职等实际效益。归根结底,违纪员工提交辞职书并不意味着事件终结;除受害者明确提出例外请求外,在辞职生效前经合法惩戒程序、留下明确的法律依据,才是降低企业风险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