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9-12 | 임지훈 기자

只是生养了一个孩子…“金钱、时间、职业生涯”全都要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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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审视社会的议题与现象,探究其背景与脉络,并传达其意义。<编者按>

工作日下午6点。公司职员A某的第二个“一天”在下班后开始。她必须去托儿所接孩子。趁着上司露出笑容的时机打了声招呼,便匆匆离开公司。为了能早点下班,她每天提前1小时上班,但仍难免看人眼色。走出托儿所的孩子抱怨道:“我总是最后一个回家”,“这么晚只能和小宝宝们待在一起,太无聊了。”托儿所从下午3点30分到6点,把0~6岁的孩子集中在一起看护。

一边安抚孩子一边回到家。喂完晚饭、洗完澡,不知不觉已过了晚上9点。但要做的事还没完。要准备托儿所需带的物品,把孩子第二天要穿的衣服拿出来,早餐也得提前备好。早上有帮手来把孩子送到托儿所,但准备饭菜仍是父母的活儿。对双职工的A某夫妇而言,下班后的时间不是休息时间,而是照顾孩子的时间。

“比生更让人担心的是养”

这是最近在育儿父母之间不难听到的一句话。在韩国,谈论低出生率问题时,往往把焦点放在“为什么不生孩子”。推迟结婚的年轻人、飞涨的房价、不稳定的就业等被列为主要原因。但也有必要看看生育之后的现实。已经生了孩子的人,是否生活在容易养育孩子的环境中?

养育一个孩子所需要的不只是钱。爱孩子的心是基本前提,还需要父母的时间和精力。孩子年幼时,必须有人在身边照顾。上学后,还要一起为教育问题操心。孩子生病或发生意外情况,父母的整个日常都会被打乱。在韩国养育孩子,也意味着不断分配全家的时间和资源。家庭中也包括祖父母。

“明年1月出生的补贴更多?那今年12月出生的呢?”

根据政府明年的预算案,明年7月1日以后出生子女的父母,可领取最高2000万韩元的迎儿支援金,以及最高30万韩元的儿童基本津贴。迎儿支援金和儿童基本津贴是把现行的初次见面使用券、父母津贴和儿童津贴整合改编而成。问题在于,如果该改编方案按原案实施,7月1日以后出生孩子的父母最多可比6月30日之前出生孩子的父母多获得3000万韩元的好处。

随着妈妈论坛怨声四起,李在明总统本月1日出席国务会议时提出:“如果7月1日出生的孩子因行政便利而受到歧视,就可能产生不满”,“我想是否可以从明年1月1日起适用”。即便国会接受总统的建议,在预算案审议过程中把实施基准日提前至1月1日,争议也仍将继续。因为那样一来,今年12月31日出生的就会觉得委屈。也有人担忧,若预产期紧临实施基准日,会有人推迟催产或剖宫产的日期。

孩子出生那一刻开始的“花钱的时光”

父母之所以如此敏感,是因为养育孩子花费不小。所需的钱不止尿布费或奶粉费。事实上,育儿必需品尿布和奶粉的价格本身就是负担,即便不买高端产品或进口商品也是如此。孩子长大,支出项目也随之增加。除了在托儿所、幼儿园、学校的时间和父母照看的时间之外,其余所有时间都要花钱。要送去补习班,还要雇育儿帮手。

育儿政策研究所的消费实态调查结果显示,婴幼儿人均月平均养育费从2020年的61万韩元增加到2024年的78万5000韩元。课外补习费也不容小觑。据教育部与国家数据厅发布的2025年中小学课外补习费调查结果,全体学生人均月平均补习费为45万8000韩元。仅看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月平均支出达60万4000韩元,参与率为75.7%。

这些费用毕竟只是平均值,意味着并非所有父母都花同样的金额。按地区和收入水平差异也很大。重要的是父母感受到的心理负担。“只有我家孩子什么都不学行吗?”面对这个问题,父母很难轻易解脱。有些补习班是孩子自己想去,但也有不少是因为别的孩子都在上、担心落后而送去的。一个人开始,其他父母就跟着走,这就是这种结构。

比钱更缺的是时间……依赖“祖父母外挂”

对育儿父母来说,与经济负担同样重大的问题是时间。随着双职工夫妻增加,由谁来照顾孩子成了每天都要解决的课题。因为上班时间与送托时间、下班时间与接回时间常常相互冲突。孩子一生病,情况就更复杂。突然发烧的孩子不能送去托儿所,父母中就得有一人请假,或者向祖父母求助、寻找紧急看护服务。

这正是育儿父母对“祖父母外挂”一词并不陌生的原因。形成了父母为了工作就需要另一位家庭成员付出劳动的结构。双职工已成为普遍的生活形态,但社会系统事实上仍未完全摆脱“有一位父母可以在家照顾孩子”这一前提。托儿所和学校一关门,到父母下班之间就出现看护空白。即便用祖父母外挂或雇帮手填补这段时间,父母要做的事依然还在:要张罗孩子的饭菜、辅导作业、陪到入睡。父母的一天在公司和家庭这两个“工作场所”之间往返。

时间和钱都有限……那就“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

低出生率如今已成为解释韩国社会最熟悉的词汇之一。少生孩子是否就少花钱、少花时间和精力?答案是否定的。在少生孩子的社会里,父母反而在一个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2025年课外补习费调查也显示,子女数越少的家庭,学生人均补习费和参与率越高。只有一个子女的家庭月平均补习费为51万8000韩元,高于三个及以上子女家庭的人均35万8000韩元。

少生孩子的社会使人们在一个孩子身上花更多钱,而加重的养育负担又反过来形成让人对生育犹豫不决的结构。在父母看来,若生多个孩子,很难确信能把每个都照顾好、给每个都提供充足的教育机会。因此相当多的父母选择“少生,然后给这个孩子更多”。但即便做出这样的选择,面对无法样样都给的现实,父母的苦恼仍在继续。

工作就对孩子有罪恶感……休息又担心职业中断

需要做的选择不止这些。一边育儿一边继续职场生活的父母,还要选择是继续工作还是辞职。继续工作,陪孩子的时间太少,会对孩子感到歉意;辞职,又担心职业生涯中断。据Statistics Korea统计,2024年上半年15~54岁已婚女性中,职业中断女性达121万5000人。辞职的最大原因是育儿(41.1%)。为照顾孩子而中断工作的那一刻,重返职场的路也变得遥远。

可继续工作也并不容易,孩子年龄越小越是如此。Statistics Korea2024年地区就业调查结果显示,与18岁以下子女同住的已婚女性就业率为62.4%;若子女在6岁以下,则降至55.6%。孩子生病或托儿所休息的日子,连职场生活都会被打乱。下班后又有育儿等着。结果,父母们在“工作就对孩子内疚、休息就担心自己前途”的两难中日复一日地硬撑。

即便有育儿休假制度,选择休假也不容易。原因是担心复职后无法承担重要业务,也无法忽视因人事评价不佳而无法升职的顾虑。为了孩子选择休假,却又担忧职业生涯就此中断。这正是需要一个能安心使用育儿休假的环境的原因。父母应能不看人眼色地使用育儿休假,也需要有制度性保障,让人相信休假之后仍能延续职业生涯。

养育孩子不应成为个人的牺牲

若让父母完全承担养育孩子所需的时间和费用,就难以提高出生率。特别是在双职工普遍化的情况下,如果只有父母中一人减少工作或辞职才能好好照顾孩子,育儿最终就成了个人的牺牲。必须建立制度性保障,让父母既能继续工作又能照顾孩子。有必要缩小机构运营时间与上班时间之间的看护空白,并细致地准备针对生病孩子的紧急看护服务等切合实际的支援措施。

父母们一致表示,像生育支援金那样的现金支持也有必要,但仅靠这些并不够。他们特别强调,不应强迫个人牺牲。一位有7岁子女的家长表示:“重要的是营造一种环境,让父母为了养育孩子,不必在职业、收入和休息时间之中放弃其中之一”,“只有不再是要求父母牺牲的社会,而是与父母共同分担育儿负担的社会,才能克服低出生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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