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9-08 | 양종곤 고용노동전문기자,이유진 기자

“一涨难降”…劳资“极限对立”不断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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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制造设备企业A公司在上月22日工会发起罢工后,以为期三天的停工闭厂予以应对。此前一天已进行了9轮正式谈判,但未能找到交集,劳资矛盾演变为正面冲突。工会批评称,在并无实质损失的情况下强行闭厂;公司方面则反驳称,这是为保护非工会成员和管理设施而行使的防卫权。酒类企业B公司的劳资矛盾也已超过900天。去年部分闭厂之后,损害赔偿诉讼与互相揭发接连不断,工会最终要求企业主家族直接参与谈判。

据劳动界8日消息,在年功序列型工资体系与以企业工会为中心的谈判结构相互交织之下,工资协商也日益僵化。在工资随工龄累积的结构中,工会更有动力把谈判力集中于守住并提高现有会员的工资水平;而企业方面,一旦上调工资便会累积为未来的人力成本负担,因而难以轻易让步。这正是纠纷件数本身在减少,但以大型工作场所为中心、劳资双方寸步不让的“全面战”态势愈发突出的背景。Seoul Economic Daily针对企业劳务负责高管和教授等102名劳动专家开展的问卷调查中,“对立性劳资关系及缺乏社会对话(21.5%)”被列为劳动市场转型的最大障碍。

纠纷向大型工作场所集中的现象也十分明显。据韩国雇佣劳动部数据,1000人以上工作场所在全部纠纷中的占比从2021年的30.3%(119件中36件)升至去年的41.5%(123件中51件),4年间提高11.2个百分点。

罢工次数在逐步减少,但一旦发生,工会实际上便倾力而战。韩国劳动研究院的事业体面板深度调查显示,罢工发生概率从2021年的3.5%降至2023年的1.3%,但罢工工作场所的会员参与率却从2017年的52.5%飙升至2023年的92.9%。分析认为,相比小规模、部分罢工,多数会员参与的争议行为增加,生产受阻的冲击力也可能变大。

矛盾的核心是工资。事业体面板调查显示,罢工原因中工资相关项目的占比从2011年的63.8%升至2021年的96.6%,2023年更达到100%。被解雇者复职(76.9%)与非正规职问题(79.2%)同时成为争点,工资、雇佣与人事问题相互交织。尤其有观点指出,在年功工资制下,工资上涨不仅限于当年,还会累积至未来的人力成本,从而形成劳资双方在谈判中都难以退让的结构。

今年3月施行的修订版工会法对这种僵化的劳资关系构成额外变数。因经营决策导致的结构调整或裁员也可纳入争议对象,范围扩大,同时对工会的损害赔偿责任受到限制,经营界担忧罢工的冲击力可能增大。承包企业工会在一定条件下可直接与发包方谈判,也构成负担。据国民力量党议员金昭希办公室介绍,截至上月14日,收到承包企业工会谈判要求的发包方工作场所为456处,提出谈判要求的承包企业工会达1218个,会员人数达17万9511人。

在垂直一体化程度高的产业,大企业劳资矛盾扩散至协作企业的可能性也很大。在大企业高额工资上涨负担影响供货单价和投资能力的情况下,若再叠加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的谈判矛盾,生产受阻可能扩散至整个产业生态。韩国劳动产业学会会长李相镐表示:“在企业层面的劳资关系下,大企业劳资协约的结果往往给承包企业等产业生态带来负担”,“大企业劳资应共同承担社会责任,给予承包企业实质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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