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9-08 | 고광본 선임기자

金富烈“发达国家减少开发援助…难民、传染病等将成回旋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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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第2期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外援助急剧减少,低开发国家的社会安全网正在动摇。预防接种、孕产妇及新生儿护理、营养支援等保健福利服务接连缩减,同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引发的气候危机叠加,损害不断扩大。有观点指出,如最近尼泊尔惨剧那样集中于低开发国家的损害,会引发传染病扩散、难民增加和供应链动荡,最终如回旋镖一般反噬发达国家。

首尔大学环境大学院教授金富烈(首尔大学国际处副处长)7日在首尔大学国际处接受采访时强调:“开发援助不是恩惠,而是为国际社会共同生存的投资”,“尤其应对气候危机,必须从偿还工业化过程中积累的‘气候负债’的视角来看待。”

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可持续发展领域权威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取得国际学硕士与可持续发展博士学位,此后研究非洲和东南亚的贫困、教育、保健与农村开发问题。他曾在马拉维、埃塞俄比亚、加纳等地参与女生教育、艾滋病预防、母婴保健和社区保健员培养项目,也在缅甸和柬埔寨研究农村共同体及弱势儿童问题。

他投身低开发国家问题的契机,是1997年在纽约小额信贷峰会上听到的孟加拉国籍格拉明银行总裁穆罕默德·尤努斯的演讲。他被“小小的金融机会可以改变贫困层生活”的说法吸引,在韩东大学原本学习电算电子工程,后改专业为经济学。

他在现场遇到的贫困,并不止于单纯的“收入不足”。丧失生命或未来机会本身消失的情况很多。如今他以在柬埔寨金边当高垃圾填埋场谋生的居民的约250名子女为对象,研究美容等职业培训的效果,也正是出于此。金教授表示:“贫困是教育、保健、产业、制度复杂交织的结构性问题”,“亚洲已有明显改善,但撒哈拉以南非洲仍有大量人口处于极端贫困状态。”

他一贯主张,应考虑各国不同的行政能力、产业基础、殖民统治遗产乃至气候条件,进行量身定制的支援。金教授建议:“中国等部分援助国有时过度坚持外交安保目的或本国企业优先进入”,“应让受援国政府和当地社区实质参与项目,并具备自主运营的能力。”

金教授把全球最大援助供给国美国的后退列为重大风险因素。特朗普政府去年关闭了负责对外援助逾60年的国际开发署(USAID)。据国际医学学术期刊《柳叶刀》发表的研究,若美国持续削减援助,到2030年可能有包括儿童在内的1400万人以上因可预防原因额外死亡。他担忧地表示:“低收入国家的营养支援、预防接种、孕产妇及新生儿护理,以及艾滋病、结核、疟疾应对项目正遭受重大打击。”

援助削减与气候灾难同时发生也是问题。巴基斯坦2022年因大洪水约三分之一国土被淹,数千万人流离失所,但其占全球碳排放比重仅为0.4%左右。最近经历大洪水惨剧的尼泊尔同样温室气体排放量极少,却对洪水、山体滑坡等气候灾难极为脆弱。国际社会在202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上决定设立规模8亿美元的“损失与损害基金”,但仅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受损规模的0.2%,且依赖自愿出资,存在局限。金教授强调:“不能把气候资金看作援助或慈善”,“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应从‘偿还气候负债’的视角来看待。”

韩国已转变为援助供给国,但相较经济规模和国际地位,官方开发援助(ODA)占国民总收入(GNI)的比率被指偏低。ODA项目规模也从2025年的6万5010亿韩元减至今年的5万4372亿韩元。他说:“应稳定确保国际支援预算,分享经济、教育、保健、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经验,同时扩大人力交流、政策咨询和研修”,“不仅要传递成功神话,也要连不平等、环境破坏、地区差距等试错一并传达。”

对于因两极分化加剧等原因而出现的对国际支援持怀疑的看法,他也强调了现实必要性。因为强化低开发国家的保健医疗体系、提高其应对贫困与气候变化的能力,可以降低国际传染病、冲突和难民发生风险,也有助于供应链和物价稳定。金教授加重语气说:“疾病、贫困和气候灾难不会止步于国境”,“开发援助是降低地球村风险、守护未来的生存战略。”

金富烈教授采访问答摘要

- 特朗普执政后国际合作弱化,开发援助想必也受到很大冲击。

△是的。美国的ODA预算从2024年的733亿美元减至2025年的473亿美元,减少35.5%。USAID也于2025年7月正式关闭,人员大部分被裁减。

因美国支援缩减,世卫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机构的财政状况也恶化。国际知名学术期刊《柳叶刀》预测,由于美国中断援助,低收入国家可能出现1400万人以上本可预防的额外死亡。

韩国2026年ODA预算(5万3000亿韩元)规模也比上年(6万5000亿韩元)大幅减少。国际社会整体出现开发援助后退的趋势。

-全球极端贫困率在亚洲等地大幅下降,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依然严重。各地区成效不同的原因是什么。

△各国援助的规模与质量、政府能力、合作方式都不同,很难说实施了相同的政策。

千年发展目标(MDGs)之后全球极端贫困率大幅下降,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极端贫困率仍接近45%。这是殖民统治的历史遗产、广域基础设施不足、热带气候与传染病等环境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

- 我们正目睹最近的尼泊尔惨剧,开发援助是否应从“偿还气候负债”的视角来看待。

△完全同意。像尼泊尔和巴基斯坦那样,温室气体排放责任极小却遭受巨大气候灾难损失的国家很多。

2022年巴基斯坦大洪水令三分之一以上国土被淹,约3000万人流离失所,但巴基斯坦占全球碳排放比重仅为0.4%。

基于这种问题意识,202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启动了“损失与损害基金”,但承诺的资金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受损规模远远不足,而且并无约束力。今后需要超越自愿支援,从与排放责任相称的“气候负债”视角来看待。

-韩国的ODA(官方开发援助)要在数量和质量上发展,需要改变什么。

△首先应稳定扩大ODA规模。韩国已从受援国转为供给国,但ODA比重仍低于经合组织开发援助委员会(DAC)平均水平。

在质量上,与其单方面传授韩国的发展经验,更应结合当地情况加以应用。政策咨询项目也要扩大,但重要的是反映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条件。

应警惕把韩国的压缩式增长当作唯一正确答案来呈现。

-对于“我们自己也困难,为何要帮别国”的部分看法,您如何回答。

△第一,应尽到伦理责任和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角色。

第二,这也与我们自身利益相连。气候危机、传染病、难民都会跨越国境。改善低收入国家的保健教育体系和贫困问题,可以降低全球风险,也有助于我们的安全与经济稳定。

归根结底,开发援助不是单方面的恩惠,而是降低国际社会与我们所有人风险的未来投资。

He is...

他在首尔大学环境大学院教授可持续发展、社会连带经济与社会创新,并兼任首尔大学国际处副处长。此前在韩东大学主修经济学,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国际学硕士和可持续发展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和KDI国际政策研究生院。

主要研究领域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中低收入国家的贫困、教育、保健与农村开发。他在非洲和东南亚执行过教育、保健、农村开发项目,在韩国国内参与SK集团社会成果激励(SPC)影响评估和首尔市社会成果连结债券(SIB)等社会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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