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9-03 | 양종곤 고용노동전문기자

雇主定义与劳动争议范围模糊……仅靠行政指针有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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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修订版工会法施行后,政府在6个月内推出第二份施行指针,但有观点指出,这并未消除法律体系整体的结构性缺陷。由于仅靠不具法律约束力的行政指针来减少现场不确定性存在明显局限,要求重新修订法律本身的呼声也在升高。

据经营界和劳动法学界3日消息,修订版工会法最大的问题被认为是第2条第2项的“使用者定义”。修订法将范围扩大至“实质性、具体性支配和决定”劳动条件者也可视为使用者,但未设置将具体判断标准委任给施行令等的授权条款。是否构成使用者与规定拒绝集体谈判可追究刑事责任的第90条直接相关,却难以让法律适用对象事先预测责任范围。还有观点提出,忠实履行产业安全保健法上承揽人义务的总承包方,反而可能因被认定对分包方劳动条件施加影响力而承担谈判义务。

韩国雇佣劳动部的立场是通过两次指针提出具体判断标准,提高现场的可预测性。其解释称,因法律上没有委任条款,故选择指针而非施行令。但行政指针不具对外法律约束力,无法强制劳动委员会或法院的判断。实际上,围绕Hanwha Ocean公司食堂分包工会案件,出现了劳动委员会判断是否与政府指针相悖的争议,产业界担忧今后行政解释与司法判断仍可能因案件而异。

第2条第5项的劳动争议范围也是加剧不确定性的因素。修订法将“影响劳动条件的经营决定”纳入争议对象。政府在此次指针中划定界限,称反对合并、新建工厂、引入新技术等经营决定本身的争议行为不被允许。但有观点指出,难以阻断工会不针对经营判断本身,而以人力再配置或就业稳定等为由,实际上要求撤回同一决定的迂回路径。

建国大学经营学系教授尹东烈表示:“工会要求对经营判断本身事先同意,或试图通过罢工使其撤回,侵害经营权的可能性很大”,“应明确经营判断事项、强制谈判事项与劳资协商事项之间的界限。”

程序空白也是问题。现行谈判窗口单一化制度中,没有规范总承包方与多家分包工会交织的多边谈判关系的特别规定。经营界指出,劳动委员会在部分工作场所细分谈判单位,使原有“一公司一谈判”秩序动摇,现场谈判成本可能上升。

分包工会对总承包方罢工时如何适用无劳动无工资原则、是否承认总承包方的停工闭厂权限、替代劳动禁止范围界定到何处,也都不明确。专家强调,要从根本上减少此类混乱,应重新整备法律本身,而非持续补充行政指针。江原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金熙成表示:“实质性支配力缺乏客观判断指标,不同解释主体可能得出不同结论”,“即使政府制定指针,在法院也难免每个案件都发生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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