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政府单方面通知,要求将有望成为对美投资第一号项目的德克萨斯恩西纳尔燃气联合循环发电站的项目费用从198亿美元上调25%至250亿美元。如果轻易接受这笔计算依据也不明确的50亿美元增额,将留下"危险的先例"。要求提高项目费用是唐纳德·特朗普式谈判的惯用手法。如果说签署前的压力是"要加征关税",那么签署后的压力就是"要守住承诺"。美国把通商、安保与投资记在同一本账上,然后开出账单。关税谈判第二轮,即履约轮,已经开始。
那么应该做什么?有四点。第一,要读懂对方的手法并反向利用。美国先发布,细节随后填补。而我们则想把所有争议点整理好后一次性提出。让特朗普总统后退的,不是对方国家,而是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和物价、法院以及农业带。履约压力也是一样。掌握并利用对方所受的制约极为重要。
第二,必须从出钱的一方与挑项目的一方并非同一方这一事实出发。根据谅解备忘录,2000亿美元的投资对象由美国总统最终选定。资金由我们出,项目由他们挑。既然如此,选定速度的责任也应由双方共同承担。我们可以提出制作一块共同进度板,记录我们何时提出了什么建议、美国何时作出了答复。
第三,必须化解信息不对称。无法对增额通知立即反驳的原因只有一个:我们手中没有可以核验成本的资料。公开文件中甚至没有关于何时以何种方式告知各个项目盈亏的规定。出钱的一方看不到账本,对任何要求都难以防御。必须把提交成本明细的义务、定期查阅会计的权利,以及由韩国推荐的项目经理的实质权限,明确写入第一号项目的条件。没有资料,就把通知当作不存在处理即可。这就是必须把第一颗纽扣扣好的原因。
第四,不能把"商业合理性"只交给对方的善意。谅解备忘录规定投资委员会依诚实信用原则判断回收可能性。而作出该判断的一方正是谈判对手。依赖善意的表述不是条款。必须以文件形式确定回收期限、折现率、成本核验程序等判定标准,出现分歧时须经第三方核验,并确认在不达标准时拒绝参与的权利。特别法要求对低于基准利率的投资须经国会批准,也是同样的用意。这一国内程序不是负担,而是筹码。没有比"按这个条件通不过我们的法律"更明确的拒绝理由了。
德克萨斯发电站是解决美国电力瓶颈的项目。所以把名分让出去,把实利拿过来。开工仪式的舞台、项目的名称都可以让出,只要把15%的关税上限写入文件,并在以贸易法301条为依据推进的不公平贸易惯例调查中获得例外认定即可。名分与实利重叠之处在于造船业。现在正是以把我们的业绩包装为美国成果为代价,要求修改《琼斯法》和《伯恩斯-托勒夫森法》的时候。
现在需要做的,是以对方签署的文件条款为依据追问数字,并备齐支撑我方立场的资料。有了这样的准备,文本中的表述才会成为对方必须遵守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