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AI)应用在各行业扩散,青年就业断崖已达到严重程度。据韩国银行近期发布的资料,2022年6月至今年6月,青年岗位减少了28.5万个。受此影响,青年层(15~29岁)就业率自2024年5月以来连续27个月下滑。上月15岁以上全部失业者中,超过一半即42万余人为20多岁和30多岁人群。
前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李采弼28日在首尔中区社会福利共同募捐会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指出:“只增加实习生和合同制岗位的企业招聘方式,难以解决青年就业问题。”他说:“经济的健康状况由增长率说明,劳动力市场的健康状况看青年就业即可知”,并补充称“青年就业难反证了韩国经济并不健康”。李前长官通过第25届行政高等考试进入公职,在韩国雇佣劳动部工作满31年,是劳动与就业政策专家。他历任产业安全局长、就业政策审议官、劳资合作政策局长、企划调整室长等职,在李明博政府先后担任韩国雇佣劳动部次官,并成为首位由内部出身升任长官者。2010年他主导通过劳、资、政协议全面允许多个工会的《工会法》修订,因此被称为“劳资关系的包青天”。退休后,他担任高丽大学劳动大学院特任教授、就业连带常任代表、社会福利共同募捐会理事等职。
李前长官对令企业在扩大青年岗位上犹豫的政策不确定性提出了批评。他指出:“韩国经济迎来了‘就业萎缩中增长的时代’”,“企业要扩大雇用,就需要对国政的期待和信任,但政策过于零碎。”企业超额利润的社会分配等即为代表性问题。执政党内部分人士主张不仅要向员工,还应向合作企业和普通国民进行分配。有观点指出,由于这类抑制企业投资能力的政策风险长期存在,企业难以大胆开展人力投资。李前长官建议:“应由韩国雇佣劳动部在政策上牵引,让企业愿意用人”,“并应在跨部门层面予以支持,使其不受动摇。”
他还指出,一刀切的监管反而成为青年就业的障碍。他表示:“对公营企业等每年强制规定青年招聘,反而使非正规岗位增加”,“不应强制企业招聘青年,而是可以交由企业自主管理,使青年在全体员工中占一定比例。”他接着补充说:“如果把加重企业人力成本负担的周休津贴折算计入基本工资,也能根除‘拆分雇用’的恶行。”周休津贴是指对每周工作15小时的劳动者按一周一天的工资给予带薪支付的制度,由于各种变通手法增多,不仅经营界,专家们也持续提出改革必要性。由于存在按每周不足15小时拆分用人以规避现行监管的做法,李前长官因此建议将其内化为基本工资。
李前长官还对政府和执政党的劳动政策提出强烈批评。由于黄色信封法,劳动争议的名义和对象大幅扩大,且缺乏明确标准,法律纠纷正不断增多。他指出:“目前显现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如果不尽快修法,根本上难以解决问题。”他指出,过去劳资矛盾可以通过对话化解,但随着黄色信封法施行,劳资意见一旦冲突,诉讼争斗就趋于普遍化。他将谈判窗口分离问题列为黄色信封法最大的弊害。他指出,随着企业方与多个承包商工会分别进行个别谈判,工会内部也必然出现力量逻辑。他指出:“黄色信封法并未实现多工会谈判窗口单一化,而是催生了以既得利益为中心分离窗口的‘窗口拆分’”,“工会存在理由——团结与联合的精神消失,对以处境困难、条件恶劣劳动者为主的承包工会成员必然不利。这正是黄色信封法的矛盾。”
他还对Samsung Electronics工会引发的N%绩效奖金争议表示担忧。他表示:“劳动争议的对象正在过于广泛地扩张”,“绩效奖金分配并非《工会法》上应通过劳资谈判解决的问题,而属于依据《劳动者参与及合作促进法》进行协商的事项。”他接着解读称:“如何分配公司产生的利润,这一绩效奖金问题属于经营全权事项。”对于Samsung Electronics绩效奖金风波期间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金英勋亲自出面调解,他也批评为错误先例。他评价说:“企业问题原则上应由劳资自主、主动解决,但此事使劳资关系变成了‘劳政关系’”,“由劳资自主解决才是可取的,却退回到权威主义时期的解决方式。”他接着补充说:“担心这会留下一个错误先例,并扩散到其他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