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8-30

[转盘]30多岁工程师远赴中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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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北京与一位韩国工程师的对话让我记忆深刻。他是从韩国知名企业跳槽到中国自动驾驶企业的30多岁人士。在谈论中国市场与技术之余,我问起他跳槽的原因。出人意料的是,他把每周52小时工时制列为诸多原因之一。“我希望在能工作的时候高强度投入、做出成果,并获得相应回报。但在韩国,即便想全力投入也很难,结构上不允许。”

一个人的经历不能一概而论为整个产业的问题。跳槽受薪酬、企业文化、成长空间等多种因素影响。尽管如此,他的话难以一听而过,因为为保护劳动者而制定的制度,对部分专业人才而言可能被视为发挥能力的束缚。他描述的中国尖端企业景象十分激烈。项目一启动,整个组织会在短期内高度集中,对成果的回报也十分明确。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效仿中国式长时间工作文化。长时间劳动本身不应成为竞争力。保护劳动者健康与生活的原则必须坚守。

但如果尖端产业的竞争方式已经改变,工作方式也需要改变。在AI、半导体、机器人、自动驾驶领域,技术开发与市场抢占的速度前所未有地加快。早几个月、有时早几周掌握技术,就决定了市场胜败。在开发的关键时期,研发人员有时必须在短期内全力投入。创新的时钟太快,难以仅用统一的“时间标尺”来规制研究者的投入与创造力。

还有更根本的问题。对于希望多工作、多成就、并获得相应回报的人,为何连这一选择权也要一律限制?为需要保护的劳动者提供安全网,与为具备高度专业性和自主性的人才拓宽选择空间,二者可以并存。

从这一点看,政府推进的《大型特区特别法》讨论是一块重要试验田。其中正在讨论以本人同意为前提,放宽尖端产业研发人员工时规制等方案。对这类人员而言,若以自愿选择、充分回报和健康权保护为前提,有必要为其打开在必要时期集中工作的通道。

当然也有意见认为,利用现行特别延长工时制度即可。但该制度是在存在特殊事由时,经劳动者同意和政府许可等单独程序后例外适用的方式,是否足以应对研发现场的多样需求,有必要加以审视。

尖端研发常因客户突发需求、认证日程、技术难关等导致情况急剧变化。亟需能在关键时刻迅速灵活应对的制度环境。问题的本质不在于让人多工作几个小时,而在于能否按照项目特性和个人选择来设计工作方式。

也不应把这一问题局限在劳动政策框架内。由于事关尖端产业竞争力和国家人才获取,应在涵盖产业、科学技术、人才政策的跨政府层面集思广益。希望以大型特区法的讨论作为起点。

尖端产业的胜败最终由人才决定。与培养人才同样重要的,是打造让优秀人才能在韩国尽情挑战的舞台。如今应超越“只允许工作到多久”,转而追问“怎样才能让优秀人才愿意在韩国工作”。这正是我们社会应反复思考这位30多岁韩国工程师为何远赴中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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