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订的《工会法》第2条第5号将“影响劳动条件的经营决定”纳入劳动争议概念。这已超越劳资关系法令中一个条文的变化,而是演出了宪法上劳动者的劳动三权与企业经营权正面冲突的场面。其破坏力不容小觑,因为它可能超越现场劳资矛盾,动摇国家法律体系与宪法价值的根基。经营决定不能成为强制交涉或罢工对象,这一理由可通过韩国大法院确立的判例与国际标准得到确认。
韩国大法院长期以来确立了保护经营权的法理。通过一贯的判例,其认定企业的新增投资、结构调整、业务合并撤并等高度经营判断不能成为集体交涉对象,为反对这些决定而举行的罢工属丧失正当性的非法争议行为。因为经营判断是在市场不确定性中,为企业存续而由经营主体拥有全权并迅速作出决断的固有权限。
然而修订后的工会法使用了“影响劳动条件的”这一宽泛表述,为将此前韩国大法院原则上排除在集体交涉对象之外的高度经营判断也纳入争议领域留下了空间。这与司法机关长期构建的经营权保护法理标准相冲突,极有可能损害现场的法律稳定性。
进一步说,这直接关系到宪法基本权冲突问题。正如劳动三权是宪法第33条保障的劳动者核心基本权,经营权同样是基于宪法第15条和第23条所保障的职业自由与财产权的宪法权利。在宪法体系下,两项基本权冲突时,不应强迫任何一方单方面牺牲,而应遵循使两者共存的“规范调和解释”原则。将经营决定列为强制交涉对象,并在劳资意见不一致时使其成为罢工的引爆点,是不能允许的。因为这会为扩大劳动权而过度侵害经营权的本质内容。
国际标准,尤其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比较衡量原则(Balancing Test)”,为我国法制提供了合理启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First National Maintenance”判决中认定,即便停业或投资决定会影响劳动者就业,原则上仍排除在强制集体交涉对象之外。该判决确立了标准:只有当通过集体交涉所能获得的劳资关系利益明显大于决策迅速性与灵活性等雇主须承担的经营负担时,才可例外成为交涉对象。这一法理要求客观比较对劳动条件的影响与集体交涉的必要性,从而有限度地认定是否属于交涉对象。
若要在不侵害雇主固有经营权的前提下实现与劳动权的平衡,具体界定可作为交涉对象的经营判断范围的补充性解释不可或缺。政府应通过即将发布的最终解释指引明确表明,新增投资、扩建工厂、迁移厂址等与企业存续和成长直接相关的高度经营判断事项被排除在劳动争议对象之外。若要更根本地解决问题,则需要修订工会法本身。在此呼吁政府制定前瞻性指引乃至修法,以消除司法不确定性并保护宪法上的经营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