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器官捐献先进国家,循环停止后器官捐献(DCD)占全部死亡后器官捐献的比例接近一半,其背景被认为是在引入制度的同时,持续扩充专业人力、专用设施、转运网络等现场基础设施。有观点指出,韩国既然正在推进引入DCD,就应在修法的同时尽快具备让制度在实际现场运转的基础设施。
据国际器官捐献与移植登记机构(IRODaT)28日数据,2025年死亡后器官捐献中DCD占比,美国为49%、英国为56.0%、西班牙为55.4%。DCD不同于在心脏仍跳动状态下摘取器官的脑死亡后器官捐献(DBD),而是在心脏停止、死亡之后捐献器官的方式。由于循环停止的瞬间起器官便断绝供氧,因此在器官损伤全面发生之前迅速完成管理、摘取直至转运至关重要。
美国为此首先增加了器官获取机构(OPO)的人力。俄克拉何马州的OPO“LifeShare”将2012年的63名员工扩充至110名以上,确保了能够细分承担潜在捐献者评估、家属同意、手术获取等工作的人力。该机构的DCD捐献者从2012年的22人增至2015年的91人,增长逾4倍。
对减少器官损伤的技术及操作该技术的人力也持续投入。NRP是在判定死亡后连接如ECMO这类体外循环设备,向捐献者体内器官重新供应氧合血液的方式。美国器官获取机构协会(AOPO)还专门成立NRP工作组,正制定由医护人员、伦理专家、护士、捐献者家属等参与的实务指南与沟通标准。
还单独建设了专业管理捐献者并摘取器官的设施。据韩国器官组织捐献院数据,截至2023年12月,美国全部56个OPO中,有32个OPO辖区共运营34个捐献者专用治疗设施(DCU)。DCU配备捐献者专用病床和手术室等,减少了获取日程受一般医院重症监护室或手术室状况左右的问题。美国自2001年在密苏里州出现首个独立型器官获取设施后,这一模式扩散开来,近来为能够管理DCD潜在捐献者,基于医院的设施也在增加。
为使医院和OPO能够投资这些基础设施,还建立了补偿成本的体系。美国联邦医疗保险将OPO手续费、器官转运费、死亡捐献者获取手术费、器官保存与灌注费用等认定为“器官获取成本”,按合理成本予以偿付。这不是按件支付固定金额,而是可以回收实际投入成本的结构。
英国和西班牙也随DCD扩大而具备了专业人力和国家层面的获取与转运体系。英国24小时运营由专业摘取团队出动至捐献医院的国家器官摘取服务,并常态化支持器官分配与转运。即使仅凭捐献医院自身人力难以应对,专责团队也可立即投入,直至完成摘取。
西班牙由国家器官移植中枢机构国立器官移植组织(ONT)负责从专业人力培训到器官运输的全过程。除培养各医院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外,还运营专门涉及DCD与NRP的培训课程。转运同样由国家层面管理,ONT在2024年协调的器官移植相关航空运输达1040次,经航班转运的器官达1159个。
专家指出,韩国政府也应不吝于对DCD基础设施进行积极投资。济州大学医院移植外科教授张元培表示:“海外在引入DCD后,为将增加的捐献器官实际连接到移植,大规模扩充了设备和专业人力等基础设施”,“韩国若在修法的同时具备相关物力与人力基础,就能迅速把引入DCD转化为实际移植量的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