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任命为英国剑桥大学最年轻黑人教授的杰森·阿迪因抄袭疑云所承受的痛苦难以想象。争议始于比利时根特大学研究员内森·科夫纳斯于7月通过新闻通讯提出的质疑,称阿迪教授的学术著作存在大范围抄袭。科夫纳斯还对阿迪自述的人生经历提出疑问——他称自己患有自闭症,11岁前无法说话,18岁前无法阅读。
科夫纳斯此前曾为“种族现实主义”辩护,即认为种族群体之间存在影响智力等方面的遗传差异。剑桥大学最初将他提出的质疑视为恶意诽谤。然而在社交媒体上,阿迪成为象征学界多元、平等与包容(DEI)政策所引发问题的人物。此后经媒体采访,多项质疑被证实,其中包括剑桥大学早在2023年就已知悉阿迪的研究问题却予以默许的情况。阿迪曾声称自己战胜了脑瘤和睾丸癌,并在持凶器的精神病患者袭击中幸存,但这些人生经历中的多个部分同样被查明未获证实或经过夸大。
在剑桥大学宣布启动调查的本月5日,阿迪辞去教授职务。英国警方14日宣布,阿迪被发现在伦敦住所中身亡。警方未公开具体死因,但表示没有他杀嫌疑。
围绕阿迪之死的责任归属,追问持续不断。许多人指责剑桥大学,不仅因为阿迪的谎言,更因为校方忽视了明显的问题,并赋予他一个最终必然招致质疑的职位。另一方面,也有声音责怪对此事表现出过度关注的媒体,要求其克制报道。为阿迪之死作为悲剧而哀悼是理所当然的。
但因媒体报道了真实且重要的事实就加以责难并不正确。阿迪的学术不端行为已得到充分核实。声称这种核实并不重要,等同于说世界顶尖名校之一分不清真实与虚构、学术与抄袭也无妨。如果为阿迪辩护的学者们真这么认为,我们就更应关注剑桥大学正在发生的事。
阿迪曾一度得以掩盖真相。据《纽约时报》报道,英国一家杂志掌握了有关阿迪的大量资料,但英国一家著名的名誉侵权专业律所阻止了报道。这最终导致事件以最糟糕的方式通过新闻通讯平台和社交媒体爆发,放大了负面关注。
要求限制媒体活动的人,或困守于2020年的思维方式,或表现得像生活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时代。30年前,要完全掩盖某一事件很难,但并非不可能。女权主义者曾说服美国报纸不公开强奸受害者的姓名。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藐视法庭法长期限制在审判结束前可能对案件产生不当影响的报道。在互联网使用之前,公众很难知晓媒体不报道的事实。
2010年代,试图通过施压媒体和社交媒体企业把更广泛议题划为禁区的社会正义活动人士,表现得仿佛媒体仍拥有那种力量。然而互联网总能找到绕过审查的路径。2014年弗吉尼亚大学性侵造假事件的指控者“杰基”的姓名虽未被主流媒体报道,但只要有心便能查到。在互联网时代,若要压下某个故事,就得像中国政府那样进行管控。力度更弱的措施只会抬高言说禁忌之事的需求与回报。
最终,互联网被那些挑战既有传统而成长起来的播客、新闻通讯、新兴媒体和替代性社交媒体平台所填满。主张维护有色人种、性少数群体等权益的文化“觉醒(Woke)1.0”,并未带来新的社会正义,而是导致接纳它的机构不信任加深、影响力下降。在互联网时代,真相终将获胜,公众不会对其他任何结果感到满意。这正是剑桥大学以及主张对媒体加以规制者应当铭记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