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政府公布的“可再生能源普及展望”内容一出,产业界同时出现期待与担忧的声音。从电气化时代应扩大可再生能源普及、掌握相关产业主导权的角度看,期待较大;但也有人担忧,若可再生能源比重提升过快导致电费上涨,国家产业竞争力可能后退。
这正是十多年前在制造业最强国之一德国发生过的事。2010年德国安格拉·默克尔政府在扩大环保能源普及的基调下启动脱碳政策。次年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又加上了脱核电。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从2010年的53.9GW(吉瓦)增至去年年底的200.1GW,15年间扩大3.7倍。自2016年起,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规模还超过了非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
问题在于,这一期间受俄乌战争等影响,液化天然气(LNG)价格暴涨,曾处于世界最顶尖水平的德国制造业竞争力迅速崩塌。2000年代以后一直高于年均1%的德国潜在增长率,最近已跌至0.4%左右。
政府推出的可再生能源扩大政策比过去德国的政策更为激进。
当天,气候能源环境部提出计划,到2040年以比可再生能源先行者德国过去15年更快的速度普及可再生能源发电站。根据气候能源环境部的2040年可再生能源普及展望,韩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设备将从去年年底的37GW起步,2030年达到100GW,2035年达163GW,2040年达220GW。德国从53.9GW起步到达200GW的过程中已被指速度过快,而韩国是从更低水平起步、奔向更高目标。
业界当下担忧,为死守可再生能源普及目标,产业界负担是否会加大。首先,预计2030年代以后将大幅扩张的海上风电站,其发电成本高于销售单价。在总发电量中光伏比重越大,为应对间歇性就需要确保更多备用电源,发电电源分配的低效率也随之加大。这意味着在没有光伏发电的日出日落前后要启动昂贵的LNG电站,而白天光伏发电过剩,核电等基荷电源反而要进行出力控制。这些都是刺激电费上涨的因素。
可再生能源普及速度加快,维持电网稳定所需的基础设施负担加大也是问题。提出到2038年将可再生能源发电站规模扩大至121.9GW的第11次电力供需基本计划中,仅国家输电网建设费用就达72.8万亿韩元。两年间普及规模扩大1.8倍,因此所需的输配电网及电池储能系统(BESS)建设费用也将随之飙升。实际上德国为应对光伏发电扩张,截至2015年尚为零的BESS设备,到去年年底已扩充至16.3GW。
也有意见指出,按政府计划建成发电设备并不容易。气候能源环境部在提出2040年可再生能源普及计划时表示,经卫星分析,2040年韩国光伏潜力达271GW,但这是以在大量工厂屋顶或水库等铺设光伏板为前提的分析。
另一方面,也有分析认为,即便政府如此大规模推进可再生能源设备普及,第12次电力供需基本计划仍不得不包含新建LNG电站或核电站的计划。按气候能源环境部公开的2040年最大电力需求165GW并考虑备用率(22%),政府到2040年须按有效容量准备合计201.3GW的发电设备。这比第11次电力供需基本计划所定方案(2038年158GW)高出43.3GW。
虽然2040年可再生能源普及计划比第11次电力供需基本计划(121.9GW)增加98.1GW,但由此新增的有效容量仅为37GW。这是按光伏与风电的电力效率分别为20%、30%测算的结果。归根结底,6.3GW以上的电力需求须由可再生能源以外的手段来满足,相当于1.4GW核电机组4.5台的量。政府计划到2040年淘汰燃煤电站,最终只能以大型核电、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或LNG电站来填补该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