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指出,在性犯罪审判中,受害者不愿追究处罚的意思等对减刑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亲告罪废除已近15年,但和解、提存乃至是否初犯及个人情况都被用于降低刑期,因此出现了应重新审视量刑基准的声音。
性平等家族部27日在政府首尔办公楼举办“性别暴力量刑基准论坛”,讨论了上述内容。当天作主题发言的警察大学行政学系教授韩敏京指出,在性犯罪宣判过程中,受害者不愿追究处罚的意思或是否达成和解对减刑影响很大。
韩教授表示:“尽管性犯罪亲告罪规定被删除已近15年,不愿追究处罚仍被作为特别量刑因素考虑”,“一审判处实刑、二审以和解、不愿追究处罚为由改为缓刑的案例不少”。她还批评称,将和解金交由法院保管的刑事提存,即使只对部分受害者进行,或受害者拒绝领取,实际上也起到减刑作用。
她还指出,将即将入伍或长期公务员经历等被告人的“个人情况”予以酌情考虑也是问题。还有虽实施155次非法拍摄,但因属初犯而获减轻的案例。没有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未拍摄引发性羞耻感的身体部位等也被有利地反映在量刑中。
对此,韩教授主张,应在性犯罪和数字性犯罪量刑基准中删除不愿追究处罚,并限制与犯罪无关的被告人事由被用作减轻要素。同时建议加强法院内部关于量刑基准的教育和监督,提升性别敏感度。
随后的讨论中,围绕不愿追究处罚的质疑接连提出。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委员金正慧指出,不仅实际的损害恢复,连“为恢复损害所作的努力”也被作为减轻事由考虑,导致量刑focus聚焦于被告人行为而非受害者。金副研究委员说:“在非法拍摄这类受害者众多的案件中,将部分人不愿追究处罚的意思有利于被告人地反映,很难正当化。”
太平洋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庆焕也指出,以不愿追究处罚诱导和解的结构,迫使受害者在“是拿钱,还是要求严惩”之间作出选择,甚至可能把对刑罚的心理负担转嫁给受害者。李律师表示,与其在量刑中过重考虑不愿追究处罚,不如加强改善赔偿命令制度等另行的损害恢复方案。
相反,启明大学教授金惠京表示:“不愿追究处罚之所以是特别量刑因素,是因为其与性自主决定权这一个人法益相关,旨在尊重受害者事后的意思。”她还认为,将“无刑事处罚前科”作为有利情况考虑等案例,问题不在于量刑基准本身,而在于适用过程。
慧石律师事务所律师朴秀珍也认同不愿追究处罚对减刑作用过大,但认为删除应慎重。朴律师解释称:“不愿追究处罚可以成为使受害者不仅能要求金钱赔偿,还能要求道歉信或承诺防止追加损害的谈判力要素之一。”
也有意见认为应从性别视角全面重新审视量刑基准。韩国性暴力咨询所所长金惠贞建议,应整理跟踪骚扰、性暴力等各类性别暴力犯罪中各不相同的同类前科范围,并修改性犯罪量刑基准中仍保留的“施虐性·变态行为”“轮奸”等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