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间充当韩国国家研发(R&D)骨架的“研究课题中心制度(PBS)”正在落幕。作为研究一线夙愿的人力费100%支援成为现实,“后PBS”时代终于拉开帷幕。这不仅是预算制度的变化,更是把韩国研发体质从追赶发达国家技术的追击型转变为创造世界上没有的技术的引领型的系统性跃升起点。
政府正以此为引水,加快向解决国家难题、创造大型成果的战略研究项目体制过渡。研究一线也深深认同这一方向,希望自身成为创新主体,把这作为恢复国民信任的机会。
然而,仅靠口号无法完成创新。在缺乏精细路线图和具体时间表的情况下如速度战般推进的上令下达式单方面决策,以及受托课题受限所导致的财政缓冲地带丧失,正让研究一线的混乱明显加剧。要让国家系统的大转型无摩擦地软着陆,亟需制定将过渡期可预见的时间、技术与财政空白降至最低的解决方案。这需要超越零散的预算制度改善,通过对驱动研究一线的操作系统(OS)进行全面重新设计来实现。
第一步是在坚实的法律体系基础上确立独立治理结构。恰逢国会正在讨论《科技出资机构法全面修正案》,其中包含政府出资研究机构不得被指定为公共机构的特例、每五年制定基本计划等内容。法律要真正发挥效力,必须体现在一线的实质性决策结构中。必须将征集在现场实际奔走的内部研究人员意见而非名义上的专家意见予以法制化。
此外,要让出资研究机构在负责履行国家使命的同时自主运营,必须精细调整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与国家科学技术研究会(NST)的治理关系。两个组织应明确划分职能,减少重叠和过度干预。科技信息通信部应确保国家层面的政策一致性,NST则应在基于各机构使命与成果的预算分配、调整以及机构负责人选任过程中行使实质权限。
机构负责人的责任经营与使命重塑也是不可或缺的核心。机构负责人应摆脱部门干预,将机构能力大致分两条轴线加以规划。一条轴线聚焦于基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需求的国家战略使命,证明公共研发投资的正当性;另一条轴线承担创造性基础研究,确保未来的种子技术。为使一线研究人员的经验和洞察完整反映到政策中,应明文规定设立以研究人员为中心的独立评议员会,并保障研究人员代表参与理事会等主要决策机构。
归根结底,引领后PBS时代的“路径创造型”治理大转型,只有通过研究一线激烈的自我革新才能完成。研究人员须自行摆脱过去30年习惯的被动追赶者桎梏,进化为以世界上没有的技术开辟新市场的“路径创造者(Path Creator)”。当政府的大胆支持与治理创新、一线的自主与责任,以及刻骨的自我革新如齿轮般完美咬合时,出资研究机构才能以压倒性的创新成果回应国民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