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机构就业是青年所剩不多的“体面工作”。资格证、国家职务能力标准(NCS)、实习与面试要准备数年。好不容易入职、正要扎下生活根基之时,政府却说要更改单位的地址。对青年而言,这不是变更工作地点,而是通知他们重新决定今后的人生。
均衡发展的名义并不能抹去政策成本。由于主要大学和就业基础设施集中于首尔,许多青年从大学时期就在首尔积累人际关系和生活基础。入职后,又与配偶的工作、居住乃至育儿照护交织在一起。搬迁由政府决定,但搬家、通勤、职业中断的负担由职员及其家庭承担。剩余的在职年限很长,组织内的选择权却很少。对他们说“就当周末夫妻扛过去”,不是要求适应,而是要求牺牲。
这些成本转嫁给个人会发生什么,世宗已经给出答案。行政机关搬走了,但向国会汇报和在首尔开会依然存在。据韩国铁道公社数据,2021年至2025年,从五松、大田、西大田前往首尔、龙山的KTX乘客增加了85.9%。周末KTX运行班次自2024年以来原地不动。政府在2022年也停运了往返首都圈与世宗政府大楼的通勤班车,但前往首尔的需求并未消失。
第二轮搬迁如果只改地址而不改变工作结构,也难有不同。李在明总统指出第一轮搬迁机构职员一到周末就奔赴首尔的现实,表示这次要把机构集中到一处。但把几家机构聚在一起,并不意味着配偶的岗位、学校、医疗与文化基础也会随之而来。仅凭办公大楼的规模留不住人。
名单一页纸就能公布,但迁移人的生活需要时间。整理生活圈的时间、在难以搬迁期间可分散办公的余地、新落脚地的居住、交通与照护基础,这些都不是“搬迁之后”再添加的福利,而是从一开始就应纳入搬迁时间表的成本。剔除这些的时间表不是行政计划,而是成本转嫁清单。
均衡发展不会因搬迁机构的数量而完成。如果人离开了,只有开往首尔的列车更加拥挤,那既不是安居,也不是均衡。不能让国家决定的地址,由20、30岁一代的搬家和家庭的离别来付账。均衡发展的账单应由作出决定的国家来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