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不只是投资资产。在一个地方住上10年、20年,那片街区就成了故乡。邻居熟识了,常去的医院和市场固定了,连一条散步小路上都积累着生活的记忆。因此住宅既是资产,也是生活的根基,是守护生活连续性的空间。
从这一点看,观察近来政府住宅税制改革的方向,会产生一种奇妙的疑问。政府所强调的“以实际居住为中心的住宅政策”,究竟是帮助国民在一个地方安稳生活的政策,还是迫使人们离开长期居住的房子的政策?
我国住宅税制长期以来对一户一房维持免税原则。即使是高价住宅,对长期居住者也允许长期持有特别扣除。
这与其说是单纯的税收减免,更意味着一种制度性安排:使长期形成的居住资本不因处置住宅而遭受重大损害,即使迁居也能维持既有的生活基础。
不仅如此,这也是税制上的一种表达:国家并未把国民的居住仅视为资产持有问题,而是把它尊重为维持有尊严的生活与稳定生活连续性所必需的生活基础。
然而根据本次政府方案,长期持有特别扣除将改为长期居住所得扣除,且扣除金额设定上限。即便一户一房者长期实际居住,可扣除金额也将有上限,这与既有制度的性质大为不同。
问题在于首尔的现实。15年、20年前购买的住宅如今价值数十亿韩元的情形已不再特殊。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者进行了短期投机,他们只是在一套房子里长期居住而已。
这期间物价上涨,地价和建筑费上升,交通、教育、医疗、文化基础设施的扩充也提升了城市本身的价值。
因此,把今天的住宅价格与过去取得价格的差额全部视为所有者的实质投资收益,与经济现实相去甚远。税法计算的转让所得并未充分反映长期物价上涨和货币价值下降,替代住宅的取得费用自不必说,为购房承担的贷款利息和持有期间缴纳的综合不动产税也不能作为必要经费扣除。
税法上的转让所得不能视为实际获得的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若对长期累积的涨幅设置扣除上限,长期居住在同一套房子里的实际居住者也可能像一次性实现巨额投资收益的人那样被课税。
其结果是,国民可能不再长期居住以积累居住资产,而是每次搬迁时居住资本因课税和各种制度性成本被削减,被迫陷入居住水平逐级下降的“居住的渐进缩小”。这不只是税收公平问题,而是国家将在何种程度上承认并保护国民毕生形成的居住资本与生活基础这一居住政策的根本问题。
结果长期实际居住者被迫选择:在税制变更前匆忙处置房产,或承受增加的税负原地不动。这究竟是保护实际居住者的政策吗?
更难理解的是所谓“国民户型”的命运。长期以来,30多坪的公寓被视为拥有三室一厅、能让一家人享有适当居住效用的代表性家庭住宅。然而住宅的物理空间和功能并未改变,仅因该地区房价大幅上涨就突然被归类为“超高价住宅”并须承担高额综合不动产税,那就不能不问这种课税的逻辑依据何在。
若居住的实质未变,仅因价格上涨而税负大幅增加,那这笔税究竟是对财产持有的课税,是对富人征收的课税,还是对能否继续在该地区生活的能力施加负担的税?
尤其高龄的一户一房实际居住者问题更大。退休后收入减少,却因长期居住的房子价格上涨而每年要承担高额持有税,这实际上等同于要求“想继续住在这里,就得持续创造相应的现金收入”。
然而搬迁也并不自由。首都圈和限制地区正严格适用住房抵押贷款监管。房价越高,贷款金额受限越大,因此即便是想处置现有住宅、迁往其他住宅的实际需求者,也难以获得充分融资。
最近随着买方筹资困难,甚至出现卖方直接出借部分买卖款并设定抵押权的所谓“卖方融资”案例。归根结底,持有税让人难以继续留在长期居住的房子里,贷款监管又让迁往新居住地变得困难。留下来难,搬走也难。
首尔今后将成为谁的城市?在一个地区长期居住的居民因房价上涨被挤出,首尔成为只有高收入或巨额资产者才能承担的地方,这样可以吗?住宅政策可以抑制投机,也可以监管过度杠杆。要求高额资产缴纳更多税款同样属于社会选择的范畴。
但投机与居住必须区分。在一套住宅里住了10年、20年的国民继续住在那里,或根据生命周期迁往所需之处,这不是投机,而是生活的过程。
如果政府说“房子不是用来买的,而是用来住的”,那么现在应从这一命题再向前一步。选择居住地的自由、长期居留的自由、必要时迁往类似地方居住的自由也应得到尊重。若因税负而不得不离开,因贷款监管而难以搬迁,那就难以称为为实际居住者制定的政策。
作为国民主权政府,与其以税收和金融监管实际上限制国民的居住选择,不如让国民能够依自身生活与情况自行决定在何处居住、何时迁移。首尔不是只属于有资本者的城市。对长期以此为生活家园的人而言,它也应是拥有留下的自由、必要时迁居的自由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