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企业重整程序中,调查委员对企业价值的评估被视为决定企业命运的“第一道关口”。其优点在于由第三方客观判断企业的财务状况与生存可能性,但也有人指出,在未来行业景气难以预测的情况下,一次性的价值评估可能过早地收窄重整的可能性。这正是首尔重整法院正在研究让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协商先行于调查委员评估方案的背景。
据法律界23日消息,在首尔重整法院选任调查委员的法人重整案件,包括简易重整在内,2024年为251件,去年为300件。今年截至本月20日,也已有174件选任了调查委员。即便是程序简化的简易重整,选任调查委员也很普遍。
调查委员会测算企业的清算价值以及持续经营时的继续企业价值。根据现行《债务人重整法》,若债务人事业清算时的价值明显高于继续经营时的价值,法院可在重整计划批准前废止重整程序。清算价值更高时,独立生存型重整的选项就会减少,需要寻找引入新资金或并购(M&A)等其他方案的可能性增大。
问题在于,继续企业价值是以企业今后的销售额和营业利润、行业景气及市场状况等为基础测算的,因此精确预测存在局限。破产重整业界将2017年破产的韩进海运列为代表性案例。当时调查委员判断韩进海运的清算价值高于继续企业价值,法院以此为基础废止重整程序后宣告破产。但仅3年后,受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物流大乱影响,海运运价暴涨,海运业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于是出现了指出当时价值评估局限性的声音。
法务法人LIN律师崔孝钟表示:“很多人认为,如果韩进海运再坚持3年,就能受益于全球海运繁荣”,“经济趋势不断变化,随着对行业景气或市场状况的预期不同,评估结果也必然不同”。
也有与企业价值评估无关、通过其他重整手段存活的案例。双龙汽车在2021年的重整程序中被评估为清算价值高于继续企业价值,但法院没有立即废止程序,而是推动并购。此后找到新的收购方,成功脱离重整程序。这被视为仅凭特定时点的企业价值评估难以断定重整可能性的案例。
时间与费用对重整企业也是负担。调查委员除价值评估外,还要调查企业的资产、负债以及属于否认权对象的行为等。调查可能耗时数月,包含调查委员报酬等的法院预缴金,也会根据企业规模从数千万韩元到超过1亿韩元。程序拖长期间,若交易方流失或经营能力下降,企业价值还可能进一步受损。
因此有主张认为,应从重整初期就强化债务人与债权人的作用。美国代表性的企业重整制度“Chapter 11”原则上采取“占有债务人(DIP·Debtor in Possession)”方式,即原有经营层保留经营权运营企业并主导制定重整计划。债权人委员会也会审视债务人的业务与财务状况,积极参与重整计划的协商。必要时法院可选任独立的调查官(Examiner),但这与作为第三方的调查委员的价值评估实际上成为重整程序起点的韩国有所不同。
韩国也已形成由原有经营者担任管理人角色推进重整、而非另行选任管理人的做法,但在判断企业价值的过程中对调查委员的依赖度很高。这正是有人主张,应让债权人与债务人优先协商债务调整或注入新资金等“如何救活企业”的问题,而不是由法院先行判断企业的生存可能性。
不过,推迟选任调查委员并不意味着美国式以当事人为中心的重整就能立即落地。韩国国内债权人往往不是在重整初期参与结构调整,而是在调查结果和重整计划案出台后核算偿还率,再决定是否同意。若在没有调查委员的情况下让当事人协商先行,如何确保企业价值的客观性与可信度也是课题。
某会计师事务所人士指出:“重整公司已经处于违约状态”,“进入重整程序后,因交易方流失等原因,企业预期销售额与实际销售额之间可能出现相当大的差距”。崔律师表示:“企业重整最终是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协商中实现的”,“有必要让债务人与债权人自主协商、法院在背后予以支持,从而提高当事人的自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