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8-22 | 구선아 기자

虽无法上网……“以街头噪音、墙面绘画进行沟通”[设计师遇见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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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首尔钟路区中心某座建筑里工作的一位设计师,忽然好奇起在外面的世界里工作的其他设计师们过得如何。我们希望去见一见那些正在各自的场所与空间中度过特别的当下的人们,并借此探索另一些未知的场所与空间。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查皮内罗地区,是一个满是红砖、充满活力的街区。我们向在这里的中心地带带领工作室“Easydataviz”的总监何塞·杜阿尔特(Jose Duarte)询问了他一直以来的工作。他曾在全球多个城市设计过100个以上的参与式数据项目,不用图表,而是带着手推车与市场购物篮、气球和饼图走上街头,向市民抛出问题。

何塞总监在哈维里亚那天主教大学(Pontificia Universidad Javeriana)主修设计,并完成了传播学硕士。他曾与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机构合作,把和平、气候、健康等严肃议题翻译成市民的语言,目前也在西班牙ELISAVA等多所大学致力于数据可视化教育。

◇工作室故事

Q. 在众多设计领域中,是什么让您特别被数据可视化吸引,从而创办了“Easydataviz”?

我的根其实始于处理材料与物理流程的工业设计。硕士阶段我主修的是传播学。这两个学科的交叉点成为我工作的强大基础。作为工业设计师,我想运用自己对材料与形态的感觉,帮助公共机构与地方社区通过信息实现更好的沟通。

还有赋予其决定性身份的第三个要素,那就是“拉丁美洲”这一特殊语境。在哥伦比亚以及南美地区传递信息,所处的环境与世界其他地区颇为不同,因为基础设施的局限非常明显。举个例子。目前哥伦比亚人口中能够直接接入互联网的比例只有一半左右。如果我们只通过数字渠道传递信息,就意味着一半的哥伦比亚国民会被完全排除在外。

在这样的局限中,我决定寻找数字方式的替代方案。大约从2008年起,我开始试验模拟(非数字)数据与数据的实体化。不止于把屏幕里的图片通过互联网分享,而是亲自走进人们真实呼吸、行走的城市街头,或走进被边缘化的农村地区去实现数据互动,这是我长期以来的挑战课题。

Q. “Easydataviz”这个名字包含什么含义?很想知道背后的故事。

2007年刚开始做工作室时,我想强调工作的模拟感与手工特质,所以叫“Handmade Visuals”。但很快我决定改成“Easydataviz”这个直观的名字,因为我想打破数据本质上复杂而困难的偏见。

我们想证明,不是专家的普通大众,甚至孩子,也能轻松处理数据。2000年代后期,当时数据可视化圈里的主流是探索复杂性本身的潮流,比如曼努埃尔·利马(Manuel Lima)的著名网站“Visual Complexity(视觉复杂性)”。但我想反问:“如果数据变得极其简单,连孩子也能像专家一样理解和表达,会怎样?”于是,为了字面上表达“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处理数据”的含义,我决定把工作室名字改为“Easydataviz”。

Q. 请介绍一下工作室空间以及周边的本地设计圈。

我们的工作室位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最年轻、文化能量最集中的地区“查皮内罗(Chapinero)”。波哥大是一座非常有趣的城市。在建筑上多种风格共存,而且大量使用“红砖”,整座城市泛着红光,拥有非常独特而强烈的视觉身份。其中尤为活跃的查皮内罗地区也被称为“创意特区”,因为这里密集分布着大量设计、平面、媒体工作室,艺术家的工作间,独立书店和咖啡馆等。

我们在这里把空间一分为二来运营。

首先介绍“工坊兼创客实验室(Workshop/FabLab)”。这里摆满了3D打印机和CNC机床等设备,虽然有些噪音,但这是触摸材料、用手直接构想物理形态的空间。

另一个空间“Casasalba”意为森林中的房子,是一间就位于工坊正对面的办公室。与喧闹的工坊不同,我们主要把它用作进行数字工作、构思创意与草图的安静思考空间。

“Easydataviz”是由设计师、传播者、人类学家等共6人组成的小型组织,但我们与邻近的工作室和画廊纽带极深。今年我们也应周边画廊邀请,已经做了两次合作展览。可见波哥大的设计圈具有鲜明的相互不断沟通与联结的社区特性。

Q. 对许多韩国读者而言,波哥大可能还很陌生,但最近它作为富有魅力的旅行地受到关注。以当地人的视角来看,波哥大独有的魅力是什么?请推荐工作室周边常去的地方,或希望访客一定要体验的当地美食文化。

过去大多数旅客往往只把波哥大当作前往其他度假地(卡塔赫纳、麦德林等)的中转站。但在最近5~10年间,波哥大成长为一座了不起的旅游城市。这里有被群山环绕的壮阔景观,还有深深扎根于日常的世界顶级咖啡文化,非常有魅力。

介绍一个有趣的本地文化:我们吃饭时从不喝碳酸饮料或水,总是喝鲜榨果汁(笑)。因为哥伦比亚出产的水果种类多到超乎想象。

最近被评为南美最佳餐厅的“El Chato”也在波哥大。如果有机会,我一定推荐尝尝把鸡肉和土豆浓煮、配上牛油果的汤“Ajiaco”,或把大蕉压碎油炸的“Patacón”。

◇工作故事

Q. 在如今一切都进入屏幕的数字世界里,您反而选择以“模拟(实体)”方式呈现数据,有什么特别的缘由吗?此外,当大众以实体形态而非数字屏幕面对数据时,您觉得在认知和情感上有什么差别?

如前所述,模拟式的方法或实体化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单纯的“美学趣味”问题。这是因为在南美受限的环境中必不可少而选择的生存策略。在连电都没有的地区,为了传递信息去考虑数字方式,本来就不可能。

但当把数据从平面的显示器中取出、带入三维的物理世界的那一刻,全新的问题就变得可能:“数据能用耳朵听到吗?”“能不能闻到气味?”“如果能用手触摸,会是什么感觉?”

我们的模拟式与参与式方法并不止于提供物理体验。核心在于我们亲自走到需要信息的人所在的地区。处理数据的行为不再只是生硬的技术性工作,它正在演化为帮助社区做出更好决策的一种“人性化体验”。

Q. 走上街头直接与大众见面、在现场收集数据的工作,感觉像是一种社会运动(Movement)或实践(Practice)。是怎样的信念与目的意识持续推动这些项目的?

我们追求的,不只是“为”社区的设计、“与”社区一起的设计,而是“通过”社区的设计。南美的居民并不是只把自己所经历的痛苦或所需之物告诉我们的被动受试者。他们是与我们并肩而坐、一起思考“怎样把这个信息传达给我们社区最好”的主动设计师。项目撤出之后,当居民自己使用那些数据继续对话时,我们才相信这个项目成功了。把信息的主权交还给居民,我认为这正是“Easydataviz”最终的角色。

Q. 在您至今做过的项目中,如果要挑出最难忘或最想介绍的代表作是哪一个?也很想知道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关或幕后故事。

作为最能体现“Easydataviz”哲学的项目之一,我想介绍“比利时与西班牙交通数据游戏工具包”的工作。

某天,比利时的交通数据收集企业“Telraam”找到了我们。他们想与本地居民共享交通数据,但唯一的沟通渠道只有网站。网站上满是普通人完全无法理解的复杂二维图表。

我们决定面向比利时当地居民举办工作坊。在工作坊上,我们把“想与邻居共享什么数据”“关于交通问题想抛出什么疑问”等议题公开讨论。然后,基于我们此前在公共场所积累的经验,我们与居民一起设计了“数据游戏工具包(Let’s play with data kits)”——居民可以亲手简单地把它贴在公交站或街道墙面上,并进行一种游戏。可以说这是与作为使用者的居民直接合作打造“为社区服务的数据沟通工具”的非常有意义的项目,而不是设计师单方面的作业。

Q. 您在比利时项目中呈现的“居民参与式沟通”方式很有意思。在类似脉络下,您与联合国合作的巴拿马“数据手推车”项目,读取空间语境的视角尤为突出。当时在现场遇到的最大挑战或难忘的插曲是什么?

“巴拿马数据手推车(Data Cart)项目”是当时与联合国合作的项目。

巴拿马的城市垃圾与填埋问题非常严重。我们与联合国一起去见了巴拿马当地的领袖。这个项目最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因地制宜的设计,去掌握信息在当地语境中如何流转。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在巴拿马街头卖水果、蔬菜和饮料的“小手推车”是居民最重要的日常沟通空间。这是不亲自体验那个地区就找不到的有趣着眼点(笑)。

我们从本地文化获得灵感,制作了满载“垃圾数据”的“数据手推车”。然后在数个月间走遍全城,向路人提出一个非常简单的游戏:“这座城市排出的垃圾中,去往正式填埋场的比例是多少?猜一猜!”当居民猜出答案并领到小小奖品后,我们立刻抛出第二个问题:“那么,没有去填埋场的另一半垃圾现在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非常有力。居民们开始通过数据真正认识到自己每天走过的街道与邻里被放任的垃圾问题。为了见到更多样的人,我们还走遍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比较他们对同一数据集的认知差异。可以说,我们借用居民日常空间中的手推车,创造了一个基于数据的巨大对话场。

Q. 我很明白以现场为中心的数据可视化如何改变人们的认知。您在Info+ 2025上发表的“哥伦比亚通胀项目”,也给人一种把技术性数据完美翻译成大众语言的印象。

通胀是非常技术性且抽象的经济概念。人们以为自己了解物价,但如果以统计数字来接近,就只会完全迷失方向。然而对南美的平民来说,物价这个概念直接关系到生存——在市场上哪怕省下5分钱,才能撑过一个月。我们决定着手把Statistics Korea生硬的经济指标翻译成大众的语言。

我们“Easydataviz”在卡塔赫纳等多个城市的传统市场里搭起模仿本地平面风格的摊位,抛出非常简单的问题:“与三个月前相比,现在涨价的产品是什么?”居民们为了水果等小而可爱的奖励愉快地参与项目,并通过仅3~5分钟的短暂对话完全理解了通胀机制。

更进一步,我们决定把它扩展为“参与式问卷调查”。我们把真实的市场购物篮交给居民,让他们挑选并装入近期价格波动最大的品类。所谓的“买菜”结束后(笑),我们在篮子里公布实际价格变动数字。对亲眼确认了信息的居民,我们再次提问:“得知价格真相的现在,您会如何改变篮子里的品类?”这是一场愉快的“街头研究”——不只是传递物价信息,还以数据收集信息如何影响消费者的实际行为变化与认知。

Q. “让观众抛出不舒服的问题,让他们感到惊讶”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数据素养陌生的大众要以“游戏化(playful)”的方式接近,而对沉重严肃的主题又要引出“批判性思考”,很想知道您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您很好地抓住了我工作的核心要点。我们工作室在处理数据时最重视的原则,就是“成为激发对话的媒介”。“Easydataviz”工作的本质是“设计对话”,数据可视化只是表达方式。我们一直在激烈地思考:要抛出什么样的问题,才能揭示隐藏的真相并刺激思考。

通过过去数年的试验,我们学到,在设计对话时必须在两个非常重要的心理边界之间巧妙航行:即“完全安全的空间(Safe Place)”与“完全不安全的空间(Unsafe Place)”。

如果在街头搭起摊位却只抛出过于显而易见的问题,人们一定会觉得无聊而径直走过,因为既没有任何智识刺激也没有新鲜感。相反,如果抛出的问题太过激、太私密或太具挑衅性,让人感觉完全不安全,大众必然产生防御机制,一定会感到恐惧并回避参与本身。

公共介入的成败取决于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微妙的走钢丝。问题必须足够新颖、足够具有挑战性,能够动摇既有的想法;但回答那个问题的过程,则必须在心理上安全而且有趣。不无聊、不技术化,营造出像在玩游戏一样的感觉——我们称之为“沙盒效应”。让人在规则之内尽情探索、自行发现的“游戏化(Playful)方法”,正是把复杂的社会对话带入市民日常最强大的武器。

Q. 您主要不是在画廊或实验室,而是在“街道”这样的公共场所安装数据。让匆忙路过的行人在短短几秒内停下并参与的核心“设计装置”是什么?

当然。场所的人流量、星期、时间段这些环境条件会产生巨大影响。波哥大每周日有一项很棒的制度叫“Ciclovia”,即在周日的半天里全面管控城市主干道,只向行人和骑车者开放。在这个时段把数据互动摊位设在马路中央,会有比平时多数十倍的市民像过节一样自发参与。

再加上前面说到的、建立在对社区彻底事前调研之上的尖锐问题,以及小而有吸引力的本地激励,就足以拦住忙碌的现代人的脚步。

◇未来的故事

Q. 通过过去的项目,您见证了全球数据可视化生态变化的过程,也出版了多本相关书籍。随着时间推移,您认为“处理数据的设计师的角色”正在如何变化?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介绍我喜欢的书《Beautiful Visualization》最后一章中杰西卡·哈吉(Jessica Hagy)的比喻。有一个著名的印度寓言:三个盲人摸大象,各自按自己的感觉描述大象。摸到腿的人说像柱子,摸到背的人说像墙,摸到鼻子的人说像蛇。三个人对自己摸到的部分都完全正确,但从其他视角看都是错的,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大象的整体模样。

如今的数据可视化圈正像这头“大象”。艺术家摸腿,记者摸背,设计师、开发者、科学家又各自摸着不同部位,只用自己学科的视角定义数据。我们还没有共同分享数据可视化这头巨象的完整模样。

如果说过去十年是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把数据实体化、可视化,也就是个别试验的时代,那么我认为接下来十年真正的课题是把这些散落的知识“连接”为一体。开发者如何与设计师真正融合,设计师如何与记者、纯科学家、艺术家“化学式地”结合,共同描绘出大象完整的模样。打破学科之间界限的融合,我认为是我和这个时代的数据创作者们所面对的最令人兴奋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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