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前,韩国航空宇宙产业(KAI)即便想卖也很难找到买家。2012年政府着手推进KAI民营化,但出售一再流标。最后一轮正式招标中Korean Air Lines退出,只剩现代重工业,无法构成有效竞争。政府四处寻找新主人,民间却无人轻易举手。
近来韩华集团将KAI持股增至15.89%,成为仅次于韩国进出口银行(26.41%)的第二大股东。在表明参与经营意向之后,由于持股比例超过15%,还向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申请了企业结合审查。民间的资本与技术已成长到能够承担长期投资的程度,航空航天市场也在快速成长。
KAI并非国有企业。1999年,政府主导的大交易将三星航空、大宇重工业、现代宇宙航空的航空部门合并,KAI由此诞生。成立初期连年亏损,经债权团债转股后韩国产业银行成为大股东,2016年又有价值5000亿韩元的KAI持股作为实物出资,用于韩国进出口银行的资本扩充。国策银行成为最大股东,与其说是着眼航空产业未来的治理结构设计,不如说是外汇危机与结构调整过程的产物。如今韩国型战斗机KF-21已经翱翔,KAI的所有权结构却仍停留在那个年代。
当然,国家主导并非错误答案。外汇危机刚过之时,庞大的开发费用与失败风险是民间难以承担的。正因国家支撑了研发经费与需求,才能从T-50和完美雄鹰一路做到KF-21。但当时所需的所有权结构是否至今仍是最优,则是另一个问题。
若只把SpaceX的成功看作民间主导的成果,那只是一半的解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2006年选定SpaceX为商业轨道运输服务(COTS)伙伴,分担开发风险,其后又采购了国际空间站货运服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分析认为,在航天产业中政府角色正从“出资者、开发者”扩展为“伙伴、协助者”。民间主导投资、开发与商业化,政府则支撑高风险技术与初期市场。民间主导不是国家的退场,而是角色的重新设计。
韩国也到了思考这种转变的时候。对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KAI,政府的介入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非要当最大股东。制造F-35的洛克希德·马丁也是民营上市公司。美国政府通过国防采购合同、机密与技术保护、武器出口管制等手段管理国防企业。国家的控制与所有并不是一回事。政府也需要把角色从企业股东转向下一代技术的投资者和“第一个客户”。
韩华集团扩大持股也显示出民间能力的变化。如果说KAI在战斗机、直升机、无人机等整机开发方面具备优势,那么韩华集团在航空发动机、雷达、卫星、运载火箭领域,LIG Nex1在航空电子与无人系统领域,Korean Air Lines在无人机与军用机维修及性能改良领域,都已培养出竞争力。在KF-21项目中,KAI制造机体,Hanwha Aerospace负责发动机,Hanwha Systems负责有源相控阵(AESA)雷达。若要重组KAI的治理结构,不仅要看出售价格,还要衡量业务互补性、长期投资能力以及在全球市场竞争的实力。
1993年,美国国防部把主要国防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召集到五角大楼,这就是所谓的“最后的晚餐”。在冷战结束与军费削减之前,国防部要求业界进行整合,随后洛克希德与马丁·玛丽埃塔、诺斯罗普与格鲁曼等相继合并,大型国防企业由此诞生。当然,大型化的必要性并不是限制竞争的免罪符。1998年,美国政府以可能损害竞争与创新为由,阻止了洛克希德·马丁收购诺斯罗普·格鲁曼。
韩华集团与KAI的结合也需要找到既发挥协同效应又不损害竞争的解决方案。若主要供应商参与KAI的经营,是否会动摇零部件的独立选定或对竞争对手技术与营业信息的保护,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必须仔细审视。若能消除这些担忧,就没有理由阻止大型化。在扩大规模与业务竞争力的同时守住供应链的独立性与市场竞争,同样是政府的职责。
政府应当守护的不是KAI的持股,而是韩国航空航天产业的竞争力。政府应更果断地投资技术,并作为企业产品的第一个客户培育市场。现在正是把KAI交还民间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