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即便生前已签署器官捐献志愿书,因遗属反对而使捐献落空的情况仍频繁发生。分析认为,认为不可随意损毁父母所赐身体的儒家价值观,以及对器官捐献者遗体处理等礼遇缺乏信任,成为主要障碍。
18日,Seoul Economic Daily作为年度活动“延续的呼吸,绽放的生命”的一部分,对移植外科专科医师和器官移植协调员等110名一线医护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8.2%的受访者回答“曾遇到生前已登记器官捐献意愿,但因遗属反对而使捐献落空的情况”。按现行法律,器官捐献意愿登记不具法律约束力。即便生前表明捐献意愿,若家属反对,捐献也无法实现。
此外,因不了解捐献申请方式而错失机会的情况也不少。当被问及是否遇到过确有捐献意愿但因不了解申请渠道和程序而受阻的情况时,41.8%的受访者回答“遇到过”,32.7%回答“没有遇到过”,25.5%回答“不太清楚”。这意味着,帮助生命分享意愿转化为实际捐献的指引体系并未有效运作。
一线医护人员认为,阻碍韩国器官捐献文化推广的因素首先是“回避身体损伤的儒家文化”(38.2%),其次是捐献手术后“对遗属礼遇等国家支持体系缺乏信任”(35.5%)。可以解读为,器官捐献率低不能简单归咎于国民意识。
在被问及遗属最终拒绝器官捐献时最常提及的文化与心理原因时,这种不信任亦得到印证。排在首位的是“应完整保存故人遗体以举行葬礼的传统儒家观念”(37.3%),其后是“担心捐献手术后遗体处理或礼遇不周的不安感”(21.8%),再其后为“遗属对生前捐献意愿是否明确存在分歧”(20.9%)、“周围亲戚或邻居的看法”(20%)。
当被问及在生前有捐献意愿但遗属反对时医护人员面临的最大困扰时,42.7%的受访者选择在争取家属同意期间可能出现的“器官状态恶化的可能性”。“说服遗属过程中产生的冲突”也达35.5%(39人)。其后为“捐献落空带来的失落感”(14.5%)、“未能延续故人意愿的罪责感”(7.3%)等。这意味着,当捐献者与家属意愿冲突时,说服过程拉长不仅加大医护人员的情感消耗,也可能影响可移植器官的状态。
针对上述问题,医护人员选择最多的解决方案是“仅对事先签署者,关联遗产税减免等家属可切实感受到的优惠”(36.4%)。但这可能与现行法律禁止器官买卖和提供财产利益的立法宗旨相冲突,需要慎重的法律与伦理审视。“应强化本人签署意愿的法律约束力”(32.7%)以微弱差距位居其次。其宗旨是不论遗属反对,均优先尊重故人的自我决定权,但这也可能引发侵害在世家属哀悼与决定权的伦理争议。此外,还有意见认为需“在签署捐献意愿阶段制度化地要求至少1名家属联署”(21.8%)以及“推广医护人员说服遗属的咨询技巧”(9.1%)。
医护人员一致认为,应从学校教育阶段起就讲授生命分享的意义与程序。在被问及如何通过学校与社会教育扩散“器官捐献是崇高分享”这一认知时,“在中小学正规课程中强制开展生命分享及医疗保健伦理教育”(76.1%)获得压倒性支持。认为“应在驾照考试等成人教育课程中必须纳入器官捐献相关内容”的回答为9.2%(10人)。
关于改善国民认知度偏低的最紧迫课题,58.2%的受访者选择“扩大由政府及相关机构主导的公益宣传活动”,其后是“在正规课程中引入器官捐献认知教育”,占29.1%。
一线医护人员指出,不应只着眼于增加器官捐献意愿登记数量。理由是,只有具体说明意愿登记的法律意义、实际捐献流程、家属同意的必要性、捐献手术后的遗体处理与葬礼过程,以及遗属支持制度,生前意愿才能转化为实际捐献。三星首尔医院移植外科教授崔圭成强调:“促进器官捐献的起点,是营造让选择不捐献者的决定也得到完全尊重的社会氛围”,“应透明公开身后程序与礼遇,让生命分享的价值自然扩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