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医疗人员指出,若要让中止维持生命治疗患者在心脏停止后的器官捐献(DCD)真正带动器官捐献活跃化,就必须确保在深夜或周末也能立即投入的器官摘取手术专职人员。因为心脏停止后血液循环和氧气供应中断,器官功能会迅速衰退,全年365天、24小时的应对体系不可或缺,但现有的脑死亡器官捐献业务本身就已因人力不足而疲于应付。
18日,Seoul Economic Daily对全国移植外科专科医生和器官移植协调员110人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46.4%的受访者认为,为安全、迅速地开展DCD,所属医疗机构最应优先扩充的基础条件是“确保专职负责即时摘取的人员以及夜间、周末手术团队”。认为“应制定从决定中止维持生命治疗到心脏停止、器官摘取全过程可随时应对的标准指南”的回答占26.4%。其后依次是需要“专用手术室和特殊医疗设备的常时待命体系(16.3%)”以及“新设专职负责维持生命治疗咨询等器官捐献全流程的协调员组织(10.9%)”。
移植一线的结构是,一旦出现潜在捐献者,从负责摘取和移植的外科医生到手术室、麻醉与检查人员、协调员都必须不分昼夜同时行动。DCD须在中止维持生命治疗后经过心脏停止和无脉搏观察时间、作出死亡判定之后才能摘取器官,因此比在心跳维持状态下摘取器官的脑死亡捐献更受时间压迫。加之中止维持生命治疗的时点与心脏停止的时刻难以准确预测,为减少器官损伤,死亡判定后必须尽快进行手术。
问题在于,现行脑死亡器官捐献体系也面临人力短缺和过重的业务负担。当被问及为促进器官捐献在人力方面最紧迫的课题时,37.3%的受访者选择“将器官移植协调员明确的业务范围及资格标准法制化”。认为需要“对夜间、周末手术等给予切实待遇改善”的回答占32.7%。其后是“为减轻一线协调员业务负担而扩充专职人员并强制配置(22.7%)”“国家层面开发协调员标准培训课程并建立按职业阶段的认证制(7.3%)”。
在降低一线疲劳度的解决方案上,扩充人力的要求同样突出。30.9%的受访者回答“应大幅增加协调员、专职医生等捐献专职人员”,“为夜间、周末手术等指定院内替代人员”也占相同比例。这意味着每10名一线医疗人员中有6名以上把增强人力列为首要解决方案。认为需要对脑死亡者管理业务建立明确的医保费用补偿体系的回答为31.8%。
要求改善器官捐献流程低效率的声音也很强烈。当被问及拖慢一线速度、加重医疗人员行政负担的制度性惯例时,34.5%的受访者指出“过于细化的脑死亡判定标准及调查委员构成要件”。也有人指出“捐献者与受者匹配后受者医院手术确定通报延迟(25.5%)”“事故死亡或非正常死亡案件中侦查机关捐献批准迟缓的问题(23.6%)”。其后依次为“确认家属同意所需法律凭证材料须当面核验的惯例(10.0%)”“捐献手术后撰写报告等行政程序的繁琐(6.4%)”。
脑死亡器官捐献涉及从发掘潜在捐献者、家属面谈、脑死亡调查与判定委员会召集、维持器官功能、选定移植对象、侦查机关批准,到摘取手术和器官运送等多个环节相互衔接。若再引入DCD,一线的复杂性与负担势必进一步加大。这正是有声音呼吁在完善法律依据之外,还应通过以据点医疗机构为中心的试点项目确立标准协议、扩充基础设施并建立医疗人员补偿体系的原因。大韩器官移植协调员协会会长孙善英强调:“器官捐献活跃化的核心不是制定新制度,而是减轻一线负担”,“应简化不必要的行政程序,配备专职人员和适当的补偿体系,营造让医疗人员能够专注于本职诊疗和捐献者管理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