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器官移植的一线医疗人员认为,为促进器官捐献,最需要的制度改善是将维持生命医疗决定法与器官移植法相衔接。这反映出一线的声音:现行制度在将潜在捐献者转化为实际捐献方面存在局限。
Seoul Economic Daily于18日以全国110家器官移植医疗机构的移植外科专科医生和器官移植协调员110人为对象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在被问及为促进器官捐献所需的制度改善时,“维持生命医疗决定法与器官移植法的衔接(59.1%)”被列为最必要的课题。
维持生命医疗决定法侧重于患者的自我决定权和有尊严的临终,器官移植法则着眼于规定器官捐献和移植程序。有意见指出,即便在器官移植法中确立心脏停止后器官捐献(DCD)的依据,现行维持生命医疗决定程序也缺乏将停止维持生命医疗的患者衔接至捐献程序的依据,因此在引入DCD的同时,也须搭建两部法律的连接纽带。
庆熙大学医院移植外科教授安亨俊表示:“目前在停止维持生命医疗的患者中,评估哪些患者可以捐献器官并衔接到捐献程序的体系还不充分”,但同时强调:“不应让促进器官捐献这一目标的运作方式超越维持生命医疗决定制度的初衷。”
回答第二多的(30.9%)是引入“选择退出”制度,即未明确表示拒绝即原则上视为捐献者。目前实行的是“选择加入”制度,即器官捐献意愿者须在生前明确登记或表示捐献意愿。选择退出是西班牙等器官捐献先进国家采用的制度,被评价为对提高捐献率有所贡献。
其后是“在驾驶证上选择是否捐献”,占7.3%。美国大部分州在新发或换发驾驶证时会确认是否希望捐献器官。由于驾驶证发放率高,相当多的器官捐献意愿登记通过这一程序完成。此外,“加强对医疗机构违反申报义务的处罚与监督”为2.7%,回答率最低。
在被问及为促进潜在脑死亡者发现的政策时,“为管理业务整体制定医疗收费标准(55.5%)”被列为最必要的课题。现行收费仅在摘取及移植手术完成的情况下按器官支付。相反,在发现潜在脑死亡者并向家属说明器官捐献的过程中没有单独补偿,有意见指出医疗人员的时间和劳动未得到充分认可。
其后依次为“在医疗机构评价中予以反映并加强激励(22.7%)”“扩大对配置专职院内协调员的支持(16.4%)”“各诊疗科医疗人员教育支持(5.4%)”。一位医疗界相关人士解释称:“由于也有一些医科大学的器官移植相关教育并不充分,扩大教育将使医疗人员之间的协作更加顺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