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于23日结束调查的权昌荣第二次综合特别检察组,与曹殷锡内乱特别检察组之间的角力仍在持续。双方先是就前总统尹锡悦妨碍逮捕嫌疑的调查公开互相反驳,随后又在前韩国法务部长官朴性载案件的管辖权、12·3紧急戒严事态中内乱行为终止时点等问题上持续冲突。
新特检组不仅重新审视既有特检组已调查过的案件,还就同一内乱案件给出不同的法理解释,外界担忧这不仅会损害特检调查的公信力,也可能对既有内乱审判的公诉维持造成负担。
据法律界16日消息,综合特检组14日以妨碍侦查机关对前总统尹锡悦执行逮捕令的嫌疑,将国民力量党议员金起炫、罗卿瑗、Yoon Sang-hyun、权泳臻以不羁押方式移送。这推翻了曾以同一嫌疑进行调查的内乱特检组的驳回处分。
该案件也是综合特检组与内乱特检组矛盾的起点。综合特检组今年6月重新调查内乱特检组已终结的国民力量党议员罗卿瑗等人妨碍特殊公务执行嫌疑案件,并追加立案金起炫、权泳臻、Yoon Sang-hyun等议员,同时公开批评称“内乱特检组接收相关案件后一件都没有调查”。
当时内乱特检组反驳称,其审阅并分析了逮捕令执行现场拍摄的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等侦查相关人员的随身摄像机影像、媒体及油管博主影像,以及参与执行逮捕令的警察陈述后,依法理对案件作出处分。内乱特检组认为他们的行为属于政治行为,不构成妨碍特殊公务执行嫌疑,而综合特检组则作出了相反判断。
综合特检组成立以来,两个特检组作出不同判断而发生冲突的事项多达数件。紧急戒严当时向后续部队下令“不要越过西江大桥”的赵成显大校,内乱特检组作出不起诉处分,而综合特检组则倾向于起诉。前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第一次长洪长源、前陆军特种战司令官郭钟根等被内乱特检组视为“内部举报人”的人物,也被立案为嫌疑人。
上月末,双方又就朴前长官违反禁止请托法嫌疑应由哪一机构处理再度冲突。内乱特检组以违反禁止请托法嫌疑起诉朴前长官,但一审法院认为该嫌疑不属于内乱特检法规定的调查对象,判决驳回公诉。内乱特检组随后撤回该部分上诉,并将案件移交综合特检组。
但综合特检组拒绝接收,理由是驳回公诉判决已确定、案件已终结,因此不能成为移交对象。其逻辑是,朴前长官的嫌疑本身并未消失,但内乱特检组不应将案件移交综合特检组,而应向警察厅国家侦查本部提出调查委托。
关于戒严案件核心的内乱终止时点,双方意见也出现分歧。综合特检组认为,即便在戒严解除的12月4日之后,也不能视为尹前总统颠覆国家宪政的目的已消灭,直到国会通过弹劾诉追案、总统职务被停止的12月14日,内乱才告终结。
内乱特检组13日反驳称:“我们以2024年12月4日尹前总统宣布解除紧急戒严之时作为12·3内乱的终止时点,开展调查、提起公诉并维持公诉。”其逻辑是,依据韩国大法院就12·12及5·17案件作出的全员合议庭判决,把紧急戒严解除之时视为一系列内乱行为终止的时点,才符合韩国大法院判例的法理。
法律界对两个特检组接连角力指出这是“毫无意义的消耗战”。若特检组之间接连给出不同的法理判断,只会降低外界对整个调查的信任。
如果一个特检组作出的处分被另一个特检组推翻的情形反复出现,被告方可能会以此为依据质疑调查过程的一致性和程序正当性。典型的例子是,曾配合内乱特检组既有调查的军方相关人士在综合特检组接连被立案为嫌疑人后,正拒绝作出可能在公诉维持阶段对自己不利的陈述。
一名在三大特检组有过调查经历的检察官表示:“由于综合特检组是接手既有内乱特检组未能完结的案件进行调查的结构,相关人员在内乱特检组审判中的证言完全可能随综合特检组的调查气氛而改变”,“这种情况下,今后被确定有罪的被告人也可能质疑证言的可信度。”
法律界认为,加上两个特检组在内乱终止时点这一核心法理上也得出不同结论,其他内乱相关案件出现同样副作用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
一名有特检组派遣经历的律师表示:“看起来综合特检组是为了对此前调查的对象扩大适用内乱罪,而硬套出内乱终止时点”,“担忧因勉强适用法理,连既有的内乱审判也会空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