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不可能,却一味要求‘给我叫律师来’。一说‘不可能’,立刻就骂人。”
狱警A某回忆在监舍值班时负责的一名20多岁在押人员时说“既荒唐又不愉快”。在监舍,在押人员呼叫狱警时会按铃。通常是有特定事务时使用,但该在押人员却像行使自己的权利一样接连按铃,大喊“给我叫律师来”。
A某表示:“只顾一味讲自己的事,或提出无理要求的情况也很多”,“也有人毫无理由地提出申诉”。他还提高声调说:“被申诉的当事人心情也差,工作积极性也下降”,“在押人员打着‘人权’的旗号,反而在滥用申诉等制度”。他解释称,辱骂早已成为日常,还发展成申诉甚至暴力事件,矫正机构职员的困难正日益加剧。
在5至7坪的狭窄空间里十余人共同生活等,矫正机构“过度拥挤”日常化,副作用层出不穷。对矫正职员的辱骂和恶语自不必说,甚至动手施暴的事也不断发生。加之空间狭小到必须双肩相贴入睡或侧身而卧的程度,在押人员之间的细小摩擦也演变为暴力。
据韩国法务部统计,今年截至6月,因在押人员殴打矫正机构职员而受到惩戒的案件为324件,接近每天2件。在押人员殴打狱警等矫正机构职员而受惩戒的案件,在新冠疫情正盛的2022年和2023年分别达到849件、848件,创下峰值。2024年为724件,去年降至629件,略有减少,但今年又显现出增加迹象。
今年上半年因在押人员之间斗殴而受惩戒的案件也统计为3583件,日均约20件。因在押人员之间斗殴而受惩戒的案件从2021年的4762件增至2022年的5130件,突破5000件,此后2023年为6166件,2024年为6320件。去年达到7048件,为近5年来最多。专家分析认为,今年夏季酷暑严重,此类事件有可能进一步增加。
问题在于,被视为暴力事件等原因的过度收容问题并不容易解决。韩国法务部计划到2030年新建3处矫正机构、迁移3处,同时扩建9处监舍。此外,除财政项目外还将积极利用民间投资项目(BTL)方式,但居民反对等需要跨越的障碍很多。这是因为对矫正机构存在“邻避(NIMBY·Not In My Backyard)”现象。加之需要靠近法院的看守所,高地价也是负担。
曾任韩国法务部矫正本部长的栗村律师事务所顾问金学成强调:“看守所必须靠近法院,因居民反对或地价高等因素,新建受到很多制约”,“看守所的过度拥挤更为严重,应制定专门的新建对策”。
矫正机构的人力不足也是需要解决的课题。因为在押人员逐年增加,但管理他们的矫正人力实际上原地不动。截至今年1月1日,矫正职系公务员为15552人,仅比2021年的15495人增加57人。
韩国法务部在回复Seoul Economic Daily的提问时解释称:“随着在押人员老龄化,外部医院就诊及住院增加,既带来医疗费负担,也导致人力不足”,“因必要人力未能充分配备,在保障休假方面存在困难,加之住院患者增加需投入戒护人力,人力不足问题进一步加剧”。
在矫正机构,1名在押人员外出到外部医院就诊时,须有3名狱警陪同。这是为防止可能发生的逃跑等突发状况所采取的措施。但由于没有预备人力、以有限人员运营,在押人员的外部就诊对矫正机构的人力运用构成相当大的负担。
韩国法务部接着解释称:“强化对在押人员殴打职员及危害行为等各类突发状况的现场应对能力很重要”,但“仅靠现有人力,要有效应对因在押人员老龄化等而增加的工作量存在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