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8-15 | 서경IN

共同拒绝交易——一起关门的经营者们,算串通吗 [李炳柱律师从全球判例寻找经营战略的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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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城市经营家电零售店30多年的A公司代表最近遇到了怪事。一直以来有业务往来的主要品牌家电制造商一家家减少供货,某个时点起干脆停止供货。询问制造商的销售人员,得到的答复也只是“总部方针”。附近新开的大型家电流通连锁B公司情况则不同,同样的产品能正常拿到并销售。A公司代表打听到,B公司认为A公司的经营做法让其不快,便接触主要制造商,要求“对A公司断供或给出更差的条件”,而制造商也回应了这一大客户的要求。

多家经营者合意拒绝与特定经营者交易的行为被称为“共同拒绝交易(Group Boycott)”。个别经营者自行决定与谁交易,原则上是自由的。但若多家经营者共同约定排挤特定对象,该对象就很难在市场上生存。美国韩国大法院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处理过此类问题,其判断至今仍在延续。

以会员资格阻挡竞争者——AP判决

194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美联社(AP)案是共同拒绝交易的经典案例。AP是拥有美国1200多家报社为会员的非营利协会,将从会员社员工和海外新闻通讯社收集的新闻分发给会员社。问题在于AP赋予既有会员社所谓的“否决权(veto right)”,可以拒绝同一地区竞争报社入会。

当时美国报业中,AP、合众社(UP)、国际新闻社(INS)三家通讯社实际上分担着新闻供给(UP与INS于1958年合并为UPI)。在26个城市,既有报社与三家通讯社均签有合同,新创刊的报社若想进入该地区,必须向既有报社支付巨额费用。新报社若无法成为AP会员,连新闻本身都难以获取。

AP方面辩称,还有其他通讯社存在,多数报社拒绝向少数者出售新闻并不违法。但联邦最高法院认定,利用此类否决权排挤竞争者属违法。当时美国晨报发行量的96%使用AP新闻服务,无法接触AP的报社在竞争中必然处于劣势。法院明确指出,以抑制竞争为目的的约定或共同行为,不能因借用“会员制”这一形式而获得免责。

哪怕只是一家小零售店也不能被排挤——Klor’s判决

AP判决14年后的1959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Klor’s案中再次确认了共同拒绝交易的原则。Klor’s是在旧金山销售收音机、电视、冰箱等家电产品的零售店。紧邻的百货连锁Broadway-Hale销售同样的家电产品,两家经营者属正面竞争关系。

Broadway-Hale利用自身巨大的采购力,要求General Electric、RCA、Admiral、Zenith等10家知名制造商及其流通商不向Klor’s销售产品,或即便销售也只以歧视性价格和不利条件销售。Klor’s以由此遭受严重损失为由提起诉讼。

被告Broadway-Hale予以反驳,称Klor’s周边几个街区内有数百家其他家电零售店,这些零售店也在销售涉案品牌家电产品,因此对消费者并无实质损害。其主张该案只是Klor’s与Broadway-Hale之间的私人纠纷,并非反垄断法适用事项。下级审支持了Broadway-Hale。

但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下级审判断。韩国大法院再次确认,经营者之间的共同拒绝交易长期以来被认定为受禁止的类型。因为这是制造环节的制造商、批发环节的流通商、零售环节的百货连锁携手,涵盖流通全环节的广泛共同行为。该共同行为剥夺了Klor’s在开放竞争市场上采购家电产品的自由,并产生将其逼向停业的效果。法院认为,此类共同行为本质上朝着产生垄断的方向(monopolistic tendency)运作。

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不能仅因受害者只是一个小商人、其业务过小以致其毁灭对整体经济影响微乎其微,就获得免责。法院指出,垄断既可以通过大规模驱逐经营者而兴盛,也可以通过逐个清除小经营者而兴盛。

经营层应把握的要点

从受害者角度看。区分交易中断是个别经营者的独立判断,还是多家经营者的共同行为,是应对的起点。是否多家客户同时断供、该时点前后是否有竞争对手或协会的接触、对中断原因的说明是否彼此相似或带有回避性,都是判断是否构成共同行为的指标。

从加害者角度看。必须管理正当经营判断被无意中评价为共同行为的风险。若基于有影响力客户的要求、协会的决定、业界内共享的信息而中断与特定经营者的交易,可能被视为共同拒绝交易的一员而受到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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