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8-13 | 서경IN

日趋政治化的企业危机应对之道[李宝亨的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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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美国大型零售企业塔吉特配合骄傲月(PRIDE Month,为促进性少数群体人权而设定的纪念期间)在门店推出了象征支持与包容性少数群体的商品,包括彩虹色T恤、生活用品、相关图书以及考虑性少数消费者需求的服装等。这对塔吉特并不陌生,早已是长期开展的季节性活动。

然而那一年美国社会的氛围不同。部分保守倾向的消费者和网红攻击这些商品,称“企业在贩卖性别意识形态”。网络争议蔓延到门店。部分顾客向员工抗议、损毁陈列架,对员工安全的担忧也随之上升。塔吉特最终撤下了部分相关商品。公司解释这是为了安全采取的措施,但争议并未平息。保守派依然批评塔吉特是“政治化企业”,进步派则因其“屈服于压力”而失望。企业卖的是商品,社会却从中读出了政治立场。公司谈的是安全,顾客却将其解读为企业在社会价值上的退缩。

类似一幕也发生在百威淡啤身上。百威淡啤与跨性别网红迪伦·马尔瓦尼进行了一次短期合作。从营销角度看这只是一次有限的活动。但消费者并未只把它当作广告。在美国的文化战争中,这次合作成为性别政治的象征。原本是主要客群的保守倾向男性发起的抵制运动扩散开来,百威淡啤让出了长期保持的美国啤酒销量第一的位置。更棘手的是此后的应对。当公司试图与争议保持距离时,保守派的攻击仍在继续,进步派也以“假装支持后又退缩”为由转身离去。想安抚一方,结果失去了双方的信任。

两起事件的共同点很明显:企业意图传达的信息与社会接收到的信息不同。塔吉特陈列了商品,百威淡啤做了广告合作。但社会看的不只是商品和广告。人们从中读取的是“这家公司站在哪一边”“这家公司的价值观是真的吗”“在顾客与员工、少数与多数之间优先谁”。问题并不只是因为道歉迟了才被放大。事件发生的瞬间,舆论就先给它命了名。骄傲月商品成了文化战争的争点,啤酒广告成了性别相关的论战。企业的行动以市场的语言出发,社会却把它翻译成政治的语言。

这就是当今企业危机的新条件。企业的失误不再只以事实关系被消费,而是被重新解读为劳动、安全、性别、历史、个人信息、青年、弱者保护等社会语言。消费者也变了。买与不买的行为超越了单纯消费,成为表达自身价值观的方式。一杯咖啡、一罐啤酒、一个配送应用,都成了显示“我是怎样的Saramin”的信号。企业以为自己在卖产品,消费者有时却在购买身份认同。因此企业的小失误也会立刻转化为价值问题。

这种现象可用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来解释。风险并不只与客观损害规模成正比。当媒体、社交网络、民间团体、政界以及受害者的叙事结合起来,小事件也会被放大为巨大的社会波澜。反之,即便损害很大,只要责任结构清晰,受害者保护与防止再发措施有说服力地提出,也可能停留在可管理的危机。核心不是事故本身,而是社会如何解读这一事故。如今企业危机的胜负并非在事实关系梳理完成之后才开始。在事实关系厘清之前,解读的秩序已先行形成。

情绪性两极化也在其中点火。政治倾向如今已不止于单纯的见解差异,更接近于与对对立阵营的不信任和情绪结合在一起的社会身份。因此企业议题也很容易被吸入阵营的语言。劳动事故变成亲企业与反企业之争,个人信息问题变成平台责任之争,价格与手续费问题变成公平与特权的语言。企业说自己没有政治意图,社会却已在政治层面解读。没有意图的辩解有时听起来像无能的自白。重要的不是有没有意图,而是是否读懂了会被如此解读的环境。

在韩国也在重复同样的场面。星巴克韩国的“坦克日”争议并不是单纯的文案失误。当5·18这一历史记忆与“坦克”一词相遇的瞬间,事件就不再是营销事故,而成了历史认识的问题。SPC的工伤争议超越了工厂安全问题,扩大为青年劳动、轻视生命、大企业责任的问题。事件不同,但结构相同。解读先于事实而动,而解读与政治如今一同运行。

时代变了,企业危机管理方式也必须改变。过去,按确认事实关系、追究责任人、发布道歉声明的顺序应对就足够了。但如今是社会先给事件命名、这个名字成为框架、框架再转化为政治语言的时代。现在CEO最先要做的不是审阅道歉声明。在危机发生的第一天,必须同时绘制三张地图。

第一是责任归属地图。必须确认利益相关方把这一事件看作谁的责任。是单纯失误、现场管理失败、结构性削减成本的结果,还是经营层的漠不关心,应对方式将完全不同。即使损害不大,一旦责任被读作“反复放任”,危机就会扩大。因此必须改变制度,让首次报告不仅包含事故概要,还必须包含社会正在向我们追问的责任类型。

第二是利益相关方诉求地图。必须把受害者、员工、顾客、合作企业、地区社会、政界、监管机构、投资者各自的诉求区分开来。受害者可能比道歉更先希望得到保护与赔偿。员工可能比防止再发对策更希望立刻确保现场安全。政界可能比解决个别事件更先寻找制度改进的名义。若试图用一份道歉声明覆盖这些诉求,必然失败。危机应对团队必须审视谁在要求什么、其中公司能立即执行的是什么、需要制度改进的是什么。

第三是政策化路径地图。必须预判若该事件转向法律与监管,可能变成何种名称的法案、何种监管强化、何种信息披露义务、何种制裁条款。SPC的事故可能扩展为现场安全与重大灾害责任问题,星巴克的文案争议可能扩展为历史敏感度与品牌管理问题。等事件政治化之后再应对就晚了。必须先预测政界会用什么语言称呼这一事件。

必须在充分讨论这三张地图,即责任归属、利益相关方诉求、政策化路径这三个视角之后,再撰写道歉声明。道歉声明不能只有遗憾的表述。必须写明如何保护受害者、哪些决策与运营结构存在问题、谁拥有整改的权限与责任、在何时之前改变什么,以及如何公开并接受对声明中承诺履行过程的检验。缺少这五项的道歉,可能被视为不是责任的语言,而只是为平息情绪的文句。

还要理解对CEO角色的要求已经改变。CEO不必亲自出面应对所有危机,但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必须亲自出面:公司长期宣称的价值与实际运营发生冲突时;受害者具有社会象征性,如劳动者、老人、青年、残障人士等社会弱者或历史受害者时;以及事件很可能导向法律与制度变化时。此时CEO的信息不能停在“对不起”。必须具体说明判断错在哪里、要改变哪些运营原则、为防止同样问题重演将配置何种权限与预算。

正因如此,如今在危机情况下不应只由高管与法务、公关负责人聚在一起讨论,而有必要在企业内部运营解读应对团队。必须在最初24小时内检查事件的事实关系、受害者、责任归属、利益相关方诉求、政策化可能性,以及是否与公司既有承诺相冲突。在最初72小时内必须确定可执行的措施与可公开的时间表。一周内必须向利益相关方说明制度改进方案。正如最近星巴克案例等所示,若缺少这些,仓促发布的道歉声明与措施反而可能产生扩大波澜的反效果。

比单纯迅速道歉的企业,更快展现责任结构的企业才能获得信任。比在修辞上寻找漂亮表述的企业,实质上配置整改问题权限的企业才能生存。在社会随意给事件命名之前,企业必须先定义责任的名字。不能让道歉声明成为放大议题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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