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Commercial Act修订将董事的忠实义务由公司扩展至股东。此后两次Commercial Act修订使韩国企业治理结构大步迈向全球标准。然而市场为何仍半信半疑?因为市场早已明白,法律改变并不意味着治理结构会立刻改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将制度分为两个层次:法律等正式规则,以及惯例与规范这样的土壤。他还提出了追踪引进发达国家法律的国家其立法效果的研究成果。决定成败的并非法条质量,而是法律是否在该国扎根。学者们称之为“移植效应”。如同器官移植,法律移植也会有排异反应。那么为何会发生排异反应?日本制度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的答案是互补性。一国的治理结构是与金融制度、雇佣体系、政治与企业关系相互咬合运转的系统。即便把其中一个零件换成发达国家的形态,新零件也无法发挥作用,原有均衡会绕开或削弱新零件。
韩国的既有均衡在开发时代成型。国家确定方向、掌门人动员集团资源予以呼应,这一方式曾是创造惊人增长的成功方程式。无论怎样将以董事会为中心的经营写入法律,只要这一方程式仍然存在,董事会就容易沦为事后追认国家与掌门人已达成共识决定的机构。近期大规模人工智能(AI)与半导体投资在董事会决议之前便被宣布的景象,显示该方程式依然存在。韩国企业股价低于账面价值的“韩国折价”,是市场对法律与现实之间巨大落差的冷静评价。
那么法律修订毫无用处吗?并非如此。随着时间推移,控股股东持股下降,外国投资者与年金基金的影响力相对增强。而企业融资依赖的是资本市场的信任,而非掌门人的决断。日本的董事会发生改变也用了30年。但那30年不是等待的时间,而是创造的时间。引领变化的并非追加的法律修订,而是交易所对市净率(PBR)信息披露的施压、尽责管理守则等“土壤政策”。制度变迁研究者称这一路径为“层叠”,即新制度在旧惯例之上层层堆积,某一刻重心便发生转移。
韩国如今正处在这一进程的起点。此处应追问的是,推动重心转移的下一步是什么。第一步在于政府。只要政府自身仍登上那个以与掌门人谈判方式宣布大规模投资的旧方程式舞台,新法便会失去扎根的土壤。政府从那个舞台上走下来,就是改变土壤的第一铲。其次是政策。应将仍停留于自愿信息披露的价值提升计划,如日本那样升格为“不遵守就解释(comply or explain)”原则,赋予交易所实质权限,并整顿股东诉讼门槛,使扩展后的忠实义务通过判例获得实体。这些都是作用于土壤而非法典的政策。治理结构不是被移植的,而是扎根而成的。而培育土壤比第四次Commercial Act修订更难。这一难事,如今就摆在政府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