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8-08 | 조상인 미술전문기자

被水泥覆盖的松菊里遗址,连扶余的痕迹也一并抹去[赵尚仁的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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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矮山丘的宜居,足以成为文明的起点。平缓的丘陵可挡风,脚下铺展的原野便于引水灌溉。2800年前,人们在这里盖起房屋,第一次种下稻子。忠南扶余郡草村面松菊里,是代表朝鲜半岛青铜器文化的“第一个村落”。在K文化地位空前高涨的今天,为追溯其根脉,记者踏上了扶余的踏查之路。

然而登上山丘所面对的,却是灰色水泥。1974年此地被发现时,出土了展现独立青铜器文明的琵琶形铜剑,曾令韩国史前考古学界震动,但如今墓葬遗址被厚厚的水泥覆盖,只有水泥上用油漆画出的轮廓线让人得以揣测此处的模样。附近发掘出松菊里式居住遗址110余座。国史教科书中必然出现的“松菊里式陶器”正出土于此。房址遗迹上覆盖的水泥破裂开缝,裂隙一览无余,更显寒酸。这里曾发现铸造青铜斧的范模、炭化米等,而3000年前人们在肥沃自然环境中聚居、开始种稻并创造独立文明的景象,只能靠想象去还原。松菊里式居住遗址是以忠清道和全罗道为中心分布的青铜器时代房址代表类型,特点是在地面中央挖坑、两侧设置大型柱洞。

松菊里遗址已进行过25次以上正式发掘调查。从最初发现的石棺墓,到用陶罐安放遗体的瓮棺墓、挖坑埋葬的土坑墓,沿着山脊接连发掘。出土文物被移往国立扶余博物馆、国立中央博物馆以及附近的扶余松菊里遗址文化馆。但现场的解说牌上找不到这些说明。国家遗产委员会委员、西原大学教授李光杓指出:“本应在解说牌上标明实物就在水泥之下等内容”,并批评说:“如果今后还将继续发掘,本可以用钢化玻璃等其他方式而非水泥来保护遗构。”

松菊里遗址是中学、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必然出现的名字。1974年4月,国立博物馆调查队接到居民举报赶赴现场,在原以为早已被盗掘的石棺墓中,收集到辽宁式铜剑、磨制石剑、青铜凿、曲玉、管玉、箭头等33件。典型的辽宁式铜剑在青铜器时代墓葬内出土,这是首次。由此,日本考古学界“朝鲜半岛不存在真正的青铜器文化”的殖民史观被推翻。遗址在发现两年后的1976年被指定为国家史迹。这也是在工业化与开发狂潮中该地区仍能保留自然本色的原因。去年迎来发掘50周年。

成果耀眼。除100座以上房址外,还发现了木栅栏与望楼痕迹、无纹陶器窑址、与辽宁地区相似的青铜斧范模以及炭化米。口部内收又微微外张的陶器获得了“松菊里式陶器”之名。公元前9世纪至前5世纪扩散于忠清、全罗及岭南一带的农耕定居社会,被确立为“松菊里文化”。这一文化还跨越了海洋。日本佐贺县吉野里遗址在1986年为建设工业园区而进行的事前调查中,被确认为面积超过12万坪的弥生时代最大环壕聚落,令日本乃至世界学界震惊。环壕与望楼、高床仓库、2000座以上瓮棺墓、细形铜剑及青铜器范模,出土文物无一不印证来自朝鲜半岛的影响。国立中央博物馆曾于2007年举办“吉野里,日本之中的古代韩国”特别展,对比展出两国文物600余件。

日本将吉野里指定为国家史迹,并打造成历史公园。传播文明的本家沉睡在水泥之下,而承接文明的分家却成了国策公园。距松菊里不远的山直里支石墓也没有不同。这本是青铜器时代人们留下的巨石遗迹,但草木之间只有一块标示牌。倾斜的石板上还能看到后世之人为采石而留下的凿痕。挺立数千年的巨石孤零零地站着。

■以“一块石头”开始的全谷先例

并非无路可走。京畿道涟川全谷里旧石器遗址就是个好例子。1978年,休假中的美军士兵拾起一把阿舍利型手斧,遗址真的是从“一块石头”开始的。此地在被指定为史迹后,国家历经十几年收购土地,以涟川郡立起步的展示馆成长为京畿道立全谷史前博物馆。随着旧石器节等居民参与不断积累,如今被视为保护与利用并行的典范。

曾任全谷史前博物馆馆长的京畿文化财团专门委员李汉用对松菊里的潜力评价更高。他认为:“考古学上所能想象的一切都成套出现的地方就是松菊里。正因为始终坚持纯粹的学术发掘,而非以开发为前提的敷衍式发掘,遗址形成时期的风貌才原样保留下来,可谓真正的原石般的遗址。”这位前馆长强调:“在地方消亡时代,人口5万以下城市的生路最终是文化旅游。史前遗址在保护上最脆弱,但利用可能性最高”,“我认为已经过了扶余郡能够承担的阶段。应当制定可与日本吉野里或中国历史工程相匹敌的国家级长期规划。”

■史前遗址才是K文化的真正根脉

也并非没有钱。今年5月,《关于百济王都核心遗址保存管理的特别法》在国会通过。该法与2019年制定的庆州新罗王京特别法相平衡,为在2038年前投入总计1万4028亿韩元保存整修公州、扶余、益山百济遗址的大型国家项目提供了依据。仅扶余一地,扶苏山城、官北里遗址、罗城、定林寺址等预计将获配7093亿韩元。百济王都能像庆州一样被培育为世界级历史文化城市,是值得欢迎的事。然而,比百济还早2000年在这片土地上建起村落的文明发祥地松菊里,却处在特别法被遗忘的阴影里。它距扶苏山城仅20分钟车程。若那笔预算的百分之一能落到山丘上的第一个村落,百济这朵花之下青铜器这条根才能真正扎实。所谓“文化的均衡”,正是如此。

遗憾的是,国家遗产厅的组织架构图中没有管理史前时期的“史前”之名。文化遗产局下设的历史遗迹政策官辖有历史遗迹政策科、古都保存培育团队、历史文化圈科、遗迹发掘科,甚至还单独设立了新罗王京推进团。自然遗产局管名胜与天然纪念物,无形遗产局设4个科负责无形遗产。然而,专责朝鲜半岛文明起源的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数十万年时间的机构却无处可寻。松菊里遗址的主管部门是同时负责百济王都等古都事务的古都保存培育团队。遗址管理依赖与扶余郡的合作,但让人口6万的地方自治团体扶余郡以自身能力承担54万平方米国家史迹的发掘、保存、整修与利用,从一开始就力不从心。

相反,日本将吉野里与三内丸山作为国策项目复原,炫耀本国文明的悠久;中国则投入天文数字的预算,急于把史前遗址作为“中华文明5000年”的实证。在东亚展开这场证明本国文化更为先进的无声竞争之际,手握足以在竞争中绝不落后的实证的我们,却在上面抹上了水泥。

近来光化门围绕匾额该用韩文还是汉字争论不休。如果共同体对保存与复原的讨论足够充分、大方向已经确立,这绝非难事。大韩民国历史博物馆馆长韩秀表示:“说到复原,人们想到的是从古画中寻找依据、用考证过的材料制作等,但真正意义上的复原是重新塑造我们共同体的记忆”,“如何记忆它,汇集各种意见加以讨论的过程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复原;若能绘出大方向、立起坚实标准,在确定复原标准时便能经得起细微的摇摆。”

正如2800年前的人们在低矮山丘上建起第一个村落,现在轮到我们绘出如何记忆那座山丘的大方向。当揭去水泥、重新塑造共同体记忆之时,松菊里将成为K文化最古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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