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8-05 | 박성호 기자

[黎明]废除补充侦查权中没有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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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页的侦查记录摆在公诉厅检察官的桌上。供述笔录、扣押物清单、侦查报告密密麻麻。但再厚的记录也无法让检察官听到警方未曾接触的目击者的证言,无法呈现未曾获取的监控画面,也无法展示未曾打开的手机中的资料。检察官手中的记录只包含警方侦查的内容。如果连遗漏事实的存在都无从显露,检察官便无从知道该要求警方进一步调查什么。警方移交全部记录,并不意味着全部真相都移交给了检察官。围绕废除检察官直接补充侦查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争议,核心也正在于此。

刑事司法制度必须同时处理犯罪受害人的权利、嫌疑人的人权以及侦查机关之间的相互制衡。因此,这是一个需要超越政权或侦查机关利益、形成国民共识的事项。然而执政党在学界与法律界反对、受害人保护担忧尚未充分消解的情况下,仍凭议席数量通过了法案。韩国盖洛普调查显示,主张维持补充侦查权的意见为61%,远高于主张废除的23%。所谓实施后出现问题再加以补充,以这种方式先行颠覆刑事司法体系,与其说是改革,更近于危险的试验。

执政党称将通过补充立法平息忧虑。因此规定检察官可要求补充侦查,并须在一个月内履行。此外还设立了听取受害人及案件关系人意见的“起诉前事实确认”制度。这对检察官寻找记录之外的线索、将补充侦查要求具体化确有帮助。不过,这一过程中取得的供述和资料不能用作审判证据,证据获取与事实关系认定仍须交由警方。

当然,补充侦查要求权并非毫无意义。一般案件中,警方会按检察官要求调查证人、补充资料。但问题在于涉及警方内部违纪或组织责任、侦查意愿减弱之时。若形式性调查后回复称“无追加嫌疑”,检察官即便心存疑问,也无法自行重新调查加以核实。张允基案表明,这种担忧并非单纯假设。一位法律界人士表示:“比起干脆拒绝补充侦查要求,表面履行而实际侦查草率的情形更难以甄别。”

此外,执政党还决定推动一项方案:对虐待儿童、家庭暴力、性犯罪、跟踪骚扰等七大犯罪,即便警方决定不移送,也须将记录送交公诉厅。理由是这些属于社会弱者的案件。然而,因租赁诈骗而失去押金的租客、因电话诈骗而被夺走养老资金的受害人,在侦查机关面前同样是弱者。因此另一位法律界人士指出:“犯罪受害人不论类型如何都是弱者”,“单独区分七大犯罪的合理标准并不明确。”同时,试图把重大犯罪侦查厅当作制衡警方的替代方案的构想也难以令人认同。重侦厅最初是为侦办腐败、经济、国防事业等重大犯罪以及侦查机关公务员犯罪而设计的,并非为经常性监督警方处理的一般刑事案件、重新核查草率侦查而设立的机构。况且重侦厅与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一同被置于行政安全部体系之内。

废除补充侦查权的背后,是对检察机关另案侦查、过度侦查、选择性侦查的反省。但检察权滥用不能成为必须赋予警方过度权限的依据。这并非“信检察还是信警察”的二选一问题。意思是,任何机关都不应只靠善意和自我净化能力来加以约束。

在多数国民反对、专家警告存在结构性缺陷的情况下,以后续立法为名继续强推是不妥的。总统李在明在国务会议上就国会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表示:“不能因为意见不同就行使否决权。”但若连总统都有不同意见,理应重新审议并寻找更好的办法。在国家刑事司法体系被推上难以回头的试验台之前,首先应重新思考:由谁来发现并纠正记录之外的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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