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8-04 | 민병권 논설위원

[清论直说]“李实用主义面临考验…既请求投资又管制企业是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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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经济在史上罕见的半导体产业超级繁荣带动下,为再次起飞奠定了基础。但企业受各类监管立法、“N%绩效奖金”诉求等因素牵制,外界普遍担忧未来增长动力存在不确定性。政府与执政阵营在削弱企业活力的Commercial Act修正案、黄色信封法立法之外,还将超额利润分配议题公开化。李在明政府的实用主义政策路线正式进入检验阶段。

担任韩国企业经营学会会长的建国大学经营学系教授尹东烈3日在首尔中区Grand Central大楼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建议:“政府在要求企业投资的同时又提高法律监管和劳资关系的不确定性,这种矛盾必须化解。”他同时指出:“不应让企业的成长与分配相互对立。”他特别强调:“企业经营成果应优先再投资于强化未来竞争力”,“比起超额利润的事后分配,更宜聚焦于‘企业超额成长的良性循环’。”尹教授还提出诊断:“为实现有就业的增长,应改变政府的经济增长成绩单。”他认为,政府除增长率、出口额、股价指数、投资公布额之外,还应把青年首次就业所需时间、转为常用职工的比率、中小企业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地方优质岗位、各产业就业弹性也纳入管理范围。

——如何评价李在明政府的实用主义经济政策?

△已相当程度上向以增长为中心、对企业友好的方向演进。特别是围绕人工智能(AI)转型、半导体与实体AI以及AI数据中心,把大规模投资与资本市场活跃化、地方主导增长、监管合理化整合为一套增长战略。这与过去零散的产业支援政策有所区别。

——若说需要补充之处?

△如今政策执行的一致性正受到检验。不应让企业的成长与分配相互对立。应设计制度,使投资、就业、人才培养、承包与分包共生从企业成长阶段起就内置为良性循环体系。监管改革也不应仅停留在数量上减少监管条目,而应朝提高监管可预测性的方向推进。有必要扩大“负面清单监管”,即原则上全面允许新产业,仅在例外情形下加以限制。新设监管时,宜将事前分析其对企业投资、就业、创新影响的“企业与就业影响评估”也列为强制程序。

——有主张认为应将企业的超额利润进行社会化分配。

△客观定义“超额利润”本身就非常困难。正常收益率定为多少、过去的亏损或研发(R&D)失败成本如何体现、未来所需的设备投资及技术开发费用认定到何种程度,计算结果会因此大不相同。以半导体产业为例,繁荣期利润巨大,但不景气时因库存评估损失和价格下跌,盈利能力急剧下滑。建设先进工厂需要数十万亿韩元,技术代际转换失败时现有设备价值也可能暴跌。若仅看一两年的营业利润率就界定超额利润,就会忽视企业长期承担的风险和此前不景气期的损失。

——政府称要将增加的税收投入未来新产业投资。

△把半导体景气带来的增量税收设立为未来应对基金属于财政政策范畴。但将特定企业的利润界定为超额利润并单独征收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对特别目的税或暴利税一类一律性回收方式的引入必须慎重。企业内部的成果分配顺序也很重要。第一是为未来竞争力的再投资。第二是对贡献于企业成果的劳动者给予合理报酬。第三是对提供风险资本的股东分红并提升企业价值。第四是对合作企业生产率提升、人才培养及地方产业生态的投资。

——分包企业工会也在施压要求分享总承包企业的经营成果。

△承包与分包共生,宜以“社会连带投资”方式推进,而不是通过抑制大企业劳动者的工资或绩效奖金再分给分包劳动者的所谓社会连带工资方式。若把大企业的成果投向合作企业的设备自动化、质量改进、共同研发、安全设施、在职者培训和青年招聘,合作企业的生产率和工资支付能力都会提高。但这不应变成对企业事实上的“准税收”压力。宜由政府提供税额抵扣或配套投资,鼓励大企业与合作企业自愿设立连带投资基金。

——关于企业利润分配的争论应如何化解?

△应把讨论焦点从“从企业利润中拿出多少来分”转向“如何让经营成果重新转化为增长”。半导体繁荣的利润应再投资于下一代半导体和AI、材料零部件设备产业生态、地方生产基地以及青年技术人才。劳动者应参与透明且可预测的成果报酬,合作企业应通过生产率投资和公平交易条件成长。国家应把增加的税收投向未来一代和社会安全网。比起事后回收超额利润,优先要做的是构建让超额增长循环为投资、就业、工资和税收的结构。

——有担忧称去年Commercial Act修正案通过后,企业自主经营面临困难。

△修订后的Commercial Act新设了董事对股东的忠实义务条款,并引入电子股东大会和独立董事制度。这有助于提升资本市场对企业的信任。但企业的大规模研发、新建工厂、业务退出、并购(M&A)即便短期内令部分股东受损,也可能为企业长期生存所必需。若仅因结果不佳就追究董事责任,经营层就会选择持有现金和短期分红,而非创新性投资。为规避司法风险,经营层将转向防御性经营。

——补充对策是什么?

△有必要明确制定韩国式的“经营判断原则”。若董事充分收集信息、公开可能的利益冲突、经过独立专家审查,并为公司和全体股东的长期利益作出合理决定,即使结果失败,原则上也不追究责任,应设立这样的安全阀。相反,若为控股股东或特殊关系人利益扭曲合并比率或转移公司业务机会,则应严格追责。为补充Commercial Act,政府也可按产业、按事项提出经营判断清单。即董事会在决定投资和业务重组时,若具备充分信息、多方案审查、风险分析、回避利益冲突、外部专家意见和长期企业价值分析,则认可其法律稳定性。同时还应一并配套强化独立董事专业性、董事责任保险、专门委员会支持以及企业纠纷快速审判制度。

——由执政党主导通过的黄色信封法也处于争议中心。

△黄色信封法的立法初衷是解决总承包方实质支配分包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却能免于谈判责任的问题。该法把即便不是劳动合同当事人、但实质且具体地支配、决定劳动条件者界定为使用者。同时将影响劳动条件的经营决策纳入劳动争议对象。如果新工厂选址、海外投资、生产量调整、引入自动化设备、出售事业部、更换合作企业等仅因可能影响就业就成为劳资谈判对象,那么事实上几乎所有经营判断都可能被列为争议对象。

——要求修改黄色信封法的声音日益高涨。

△若使用者和劳动争议的范围不明确,企业会因担心法律纠纷而推迟合理投资甚至业务重组,因此应朝具体化范围的方向完善制度。尤其需要明确判断劳动争议对象的标准。第一,企业必须实际能够控制劳动条件。第二,经营决策须对就业、工资、工作时间及工作地点等带来直接、具体且重大的变化。第三,须是能够通过劳资谈判变更或补充的事项。对尚属投资计划、就业影响仅为抽象或潜在的情形,以及使用者无权决定的政策或市场变化,应排除在争议对象之外。例如是否在光州新建半导体工厂、对哪类半导体产品投资、在哪个国家开展研发,原则上属于企业经营判断事项。

——劳方对此反对。

△如果因新建工厂而使现有工厂关闭、大规模调岗、工资体系变更、裁员具体化,那么该就业调整的标准与程序、补偿、再配置与培训方案可以成为谈判对象。应形成这样的结构:工会不是批准或否决经营判断本身的正当性,而是就该决定对劳动者的具体影响进行协商。在相关施行令中载明判断要件和典型案例,并引入向劳动委员会询问是否属争议对象的“快速裁定制”,要求在15日或30日内作出结论,可以减少劳资间的长期法律纠纷。

1973年生于首尔,毕业于徽文高中和成均馆大学。此后获赫尔辛基经济大学经营学硕士、成均馆大学经营学博士,以及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人力资源开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在现代汽车集团工作9年后,历任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员、蔚山大学副教授,现任建国大学经营学系教授。曾任大韩经营学会、韩国生产性学会、韩国产品安全学会会长。现任韩国企业经营学会会长,并兼任韩国雇佣劳动部监管审查委员长、就业政策审议会委员和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公益委员。2025年获红条勤政勋章。著作《Worknomics:与就业同行的增长》被评为2026年大韩民国学术院优秀学术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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