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洛范生于1960年,属于婴儿潮一代,也属于在电视正式进入韩国后接受大众文化洗礼的一代。艺术家的二十多岁,与压缩式增长和民主化如风暴般席卷而过的韩国1980年代重叠。这样的经历成为他在1990年代、即步入三十多岁时思考自身身份认同的契机。1987年,高洛范与弘益大学绘画系同届的卢京爱、明惠京、李昢、郑升(Sanjeong)、崔正化等人共同创立了名为“MUSEUM”的小团体。该团体的特点是即兴性强、以游戏方式创作作品,并专注于感官上的沉溺。
受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影响的196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总体特征是个人倾向被强调,对政治与社会议题冷嘲、批判,呈现去政治化的倾向。在民主化使宏大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的情况下,许多艺术家希望把日常与极为个人化的兴趣作为创作根基,并朝着追求审美自由的方向前行。这一特征既是从198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小规模团体能够发出多样声音的原动力,也是新一代向世界发出的新呼喊。因此,对他们而言,对身份认同的思考与对日常及个人欲求的关注构成了主流。
从1987年到1998年约十年间,在展览或作品标题中最常使用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词语是“媒介”“摸索”“视觉”“表现”“形象”等。笔者亲自检索的结果也显示,这些词全部位列使用最多的展览标题词汇前十位。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最悠久的定期展“青年摸索”,最初于1981年在德寿宫美术馆以“青年作家展”之名开始,自1990年起改称“青年摸索”。这是当时积极接纳如潮水般涌来的新一代声音的时代潮流。
这件作品是艺术家于1997年至1998年创作的“肖像美术馆——从身体到脸”系列。三幅单色调的巨幅肖像画填满了墙面。从照片左侧起依次是艺术家李相润、当时在弘益大学的美国交换生赛斯·富兰克林·施耐德,以及日本人中村政人。每幅描绘熟人的肖像画,比起人物特性更多以单纯的色面呈现,转变为具有匿名性的画面。1990年代初期,正当创作活跃之时,高洛范还在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担任策展人六年。如今所谓“兼职两份工”已很常见,但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经历。不过,策展人的经验成为他把美术史核心概念作为创作主要主题的契机。从色彩、再现、真实性到传统,他如同为其加注一般,试图找到属于自己的绘画。“肖像美术馆”系列是将策展人视角与画家视角复合融合,从而打造出属于自己的人物收藏的成果。由于也有想把自己所接触过的人的面貌留存下来的欲望,画中人物全都是他的熟人。脸是显露身份认同最好的工具与象征,因此艺术家把肖像画作为探索身份认同的一环,色彩同样是他独有的重要工具。尤其在处理色彩时,他强烈感受到心理与情感上的反应,其中对黄色格外紧张。他表示:“黄色是一种分裂之色。因为可以同时感受到双重感觉的两个层面。比如‘生与死’‘日出与日落’,或者‘黄金与排泄物’。此外,黄色也象征精神上的界限,这一点让黄色变得非常复杂。”
高洛范的老友、艺术家中村政人的作品《理发店/标记/首尔》陈列在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果川馆大厅。1992年到弘益大学研究生院西洋画系留学的中村政人注意到,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的理发店标识,在韩国是以红、白、蓝三色条纹之上放置红色桃子形状物件的形态存在。他把理发店标记作为既具普遍性又带有细节差异的文化符号来处理。1992年,他在崔正化经营的Space Ozone与村上隆共同举办展览,这件作品正是当时的出品作。
在梳理韩日美术交流史的“公路电影”展的另一件出品作——摄影系列《明亮的展望》中,可以看到当时艺术家们的各种面貌。在弘大前刚刚出现各具特色的俱乐部之时,高洛范与中村政人等一批艺术家建立起联结,创造并享受亚文化。笔者也曾在现场亲身体验过那种气氛,因此仅仅是在一个展览中看到高洛范与中村政人的组合,就意义深远。展览开幕之后,两位艺术家与笔者三人在乙支路的一条小巷里,时隔35年互致“我们都好好活下来了”之类的问候,令人难忘。这些作品是当时怀抱希望、同时如实承载紧张与冲突的年轻艺术家的成果,希望观众也能借此体会到他们炽热的热情与时代的抵抗能量。
高洛范的《肖像美术馆——从身体到脸》与中村政人的《理发店标记/首尔》,可在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果川馆展至9月27日的“公路电影——1945年以后的韩日美术”展中观看。/柳智妍 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藏品资料科科长
★高洛范(1960~):生于首尔,毕业于弘益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并获同校研究生院硕士学位。1991年至1996年任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学艺研究士,举办多场展览并夯实美术理论。以1998年个展为起点,正式开始专职艺术家活动。他以色彩的语言化为目标,探究色彩自身独立的表现可能性以及心理、文化编码。主要个展在学古斋画廊、高丽亚那美术馆、Mimesis美术馆等举办,2019年参与加波岛驻留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