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AI)正在改变教育的格局。学生用生成式AI完成作业,私教育市场则迅速扩张AI驱动的个性化学习和升学咨询。然而现实是,公立教育并未妥善利用数十年积累的教育数据,跟不上变化的速度。以学龄人口减少和教育预算失衡为由,地方教育财政拨款改革的讨论也日益激烈。教育政策专家、成均馆大学教育学系教授梁正镐27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AI不是替代教师的技术,而是能够重振公立教育竞争力的工具”,“教育改革的起点是让国民重新信任学校”。梁教授强调:“应把学校和大学积累的公共数据与AI结合,支持个性化学习和职业规划设计,教育财政也要按照未来教育的需要重新设计”,“教育不应是某届政权的政策,而应成为国家的长期项目”。
-教育改革应从何处入手?
△首先是恢复对公立教育的信任。教育至少要以10年、长则一代人的眼光来设计。但我们每换一届政权就调整课程和升学制度。这就是家长比起学校更先担心政策变化的原因。教育不是政府追求短期成果的项目,而是国家的长期体系。需要形成一种社会共识:即便政权更替,教育的大方向也不能动摇。
-AI是教育的敌人还是伙伴?
△AI应替代的不是教师,而是教师的重复性工作。教师若要逐一阅读并检查30名学生的报告需要数小时,但若恰当运用AI,可大幅缩短重复审阅的时间。教师可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细致了解学生的学习水平、职业方向和情绪状态。AI不是削弱教师专业性的技术,而是帮助教师更专注于学生的工具。当然,前提是不能原封不动接受AI的判断,而要建立由教师核验并负责的体系。
-AI会改变教育的本质吗?
△AI终究只是工具,无法改变教育的本质。过去历届政府都提出信息通信技术(ICT)教育、创意教育、融合教育等口号,但教育最终归结为培养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自己提出问题、查阅资料、寻找答案的基本框架不会改变。斯坦福大学也得出结论:AI时代大学教育的核心不是技术,而是基础学科和思维能力。越是AI时代,基本功越重要。
-私教育为何持续膨胀?
△升学竞争哪个国家都有。我国私教育格外庞大的原因不在竞争,而在不确定性。政策频繁变动,升学信息在私教育市场比在学校积累得更快。家长越不安就越去补习班。比起要消灭私教育的思路,更现实的办法是让学校提供准确信息和充分的职业咨询,使家长不因不安而寻求私教育。
-减少私教育的现实解法是什么?
△掌握最多学生和教育数据的地方是学校和大学。大学入学资料由各大学和韩国大学教育协议会持有,学生的学习履历积累在NEIS(教育行政信息系统)中。现在这些信息分散在各机构,未能妥善提供给学生和家长。若把数据有机连接起来,就能对学生的学业水平、特长与职业方向作出精细得多的分析。学校若能提供每名学生的学习与升学信息以及可选路径,补习班垄断的升学咨询也能在相当程度上回归公立教育。
-地方教育财政拨款争议很大。
△把国内税的20.79%划拨为地方教育财政拨款的比例,短期内难以调整。但考虑到学龄人口减少和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分配方式和使用方向必须改革。有必要把投资范围扩大到幼儿教育和大学、终身教育,并集中于AI驱动的个性化学习、职业咨询人员、高中学分制运行基础等提升教育质量的领域。重要的不是花多少钱,而是投到哪里。
-高中学分制为何动摇?
△与其说制度本身有问题,不如说是在缺乏运行基础的情况下就启动了。美国是每名学生都有辅导员一起规划选课和职业方向。相比之下,我们的班主任要同时承担教学、生活指导乃至行政工作。在这种结构下很难真正支持学生选课。各校开设科目和师资条件也不同,学生的选择权可能因地区和学校而异。只引进了制度,却没有配套的咨询人员和共同课程等基础。
-“打造10所首尔大学”会成功吗?
△设想培育地方据点国立大学的用意可以理解,但仅增加预算并不会带来竞争力。必须先改变国公立大学僵化的行政、按资历排序的薪酬体系和内部既得利益。中国的大学对所需人才提供破格待遇和研究自主权,而我们一边说要吸引优秀人才,一边套用繁琐程序和一刀切的标准。如果不能建立按业绩获得回报、自由从事研究的结构,“10所首尔大学”很可能只是换了名字的财政支持项目。
-振兴地方大学的现实方案是什么?
△要办成学生“想去的大学”。首都圈大学与地方大学共享课程、开设联合学位或双学位也是好办法。还要与地方企业、研究机构联动,展示在大学所学知识通往就业和创业的路径。合约学科并非所有问题的答案。如今前景看好的半导体等尖端产业,在学生毕业后的4至6年是否还能保证同等规模的就业,无人能知。大学应当是培养适应产业变化的基础能力和融合能力的地方。
-关于教师权威危机与教权保护的讨论?
△与其说是危机,不如说是混乱期。教师能在多大范围内指导和管教学生,界限变得模糊。经历新冠疫情后,家长通过线上课程等直接接触到教师的授课,看待教师的眼光也变了。在教师看来,指导学生可能引来投诉或法律纠纷,负担很重。但成立一个教权保护局这样的机构就能解决问题吗?在社会层面重新确立教师的权限与责任、学生的权利、家长的角色,同时也要改变学校的业务结构,使教师不被不必要的行政和纠纷应对消耗,能够专注于教育。
-学校组织需要改变吗?
△学校里最被回避的工作是生活指导、校园暴力以及信息和成绩管理,而承担这些工作的往往不是经验丰富的教师,而是新任教师或调入教师。这是把最难的事交给最缺经验的人的结构。怀着教育热情走进学校的教师,从第一项工作起就撞上投诉和行政,逐渐疲惫。校园暴力与法律应对、信息管理等应由专门人员负责,教师应把更多时间用于授课和学生指导。让教师的专业性集中于授课和咨询,是恢复公立教育竞争力的起点。
-幼儿私教育的解法?
△仅靠管制难以解决。在只有一两个孩子的时代,父母想为孩子做所有能做的事。英语幼儿园和各类早教,归根结底也源于担心落后的不安。禁止考试并不会让不安消失。重要的是从婴幼儿阶段起提高公共教育和照护的质量,客观诊断孩子的语言、认知、情绪发展,向父母提供可信的信息。公立教育要给出足够的信任,让父母觉得“不必非去私教育”。
-学校纪律应指向何处?
△学校纪律的目的不是惩罚,而是教会责任。让学生理解为什么不能那样做,这才是教育。必须反复教导仇恨言论会给共同体带来怎样的伤害。对手机一律禁止的做法也有局限。AI时代学校的作用不是屏蔽技术,而是培养正确使用技术的能力。
-未来10年教育需要什么?
△比制定新制度更重要的是不动摇教育的方向。要先改变学校组织,让教师摆脱行政和投诉,专注于学生和授课。还应把学校和大学积累的公共数据与AI连接,建立向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和职业信息的体系。恢复社会信任也很紧迫——即便政权更替,课程和升学的大原则依然维持。教育不是一夜之间见效的政策。一个入读小学的孩子走向社会需要十多年。对这段时间负责,才是教育的本质。教育不应是一届政权的政策,而应是国家与下一代订立的承诺。
He is.
1968年出生于京畿道金浦,毕业于仁川先仁高中和高丽大学教育学系。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得教育政策学博士学位后,现任成均馆大学教育学系教授。曾在朴槿惠政府任社会副总理首任社会政策咨询委员长等职,现担任韩半岛先进化财团未来教育研究革新研究会会长、韩国大学教授协议会常任委员长、教育数据分析学会会长等。以2023年高考英语第23题原文泄露事件为契机提出私教育卡特尔问题,并主导成立了教育市民团体“Banmin Teukwi(清除违背民心的私教育卡特尔特别调查市民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