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化,日常生活的便利性显著提升,但个人信息侵害事故正固化为日常性风险因素。此前,韩国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主要围绕事故发生后的调查与处罚这类事后制裁而演进。每当发生大规模泄露事故,社会公愤都要求更强力的制裁,政府也通过征收巨额罚款等方式,对违法行为严格追责。
不可否认,强力制裁是提升企业警惕性的有效应急处方。但在个人信息处理量爆发式增长的人工智能(AI)技术环境下,仅靠制裁无法保护个人信息。应摆脱单纯争论“制裁力度要提高到何种程度”的消耗性讨论,把政策重心转向“预防事故与尽早恢复损害”这一保护的本质。就此而言,今年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Commission着力推进的“以事前预防为中心的保护体系”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政策进步。尤其是在近期总统主持的中期检查会议工作汇报中再次确认了这一政策基调,并细化了最大限度提升现场执行力的具体实施方案,其意义更为特别。
强化预防检查、构建与投资相匹配的激励体系等,明确体现了迈向以预防为中心的有效保护体系的意志。事前预防体系的主角不是政府,而是实际处理个人信息的众多企业。如果安全投资或专业人才储备等预防性努力得不到合理评价,企业仍将困于应对监管的防御性机制。因此,必须精细设计政策激励,使安全投资被视为面向未来竞争力的资产,而非消耗性成本。
AI开发原始数据利用特例、构建AI转型(AX)综合支持体系等数据利用创新政策也引人关注。个人信息保护已不再是与产业创新对立的价值,营造让国民放心使用数据的环境,是AI创新与数据经济的核心基础设施。尤其是即将迈过国会最后门槛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AI特例”,应成为既反映技术创新速度、又厚植信息主体权利保护的平衡砣。这将成为巩固法律安全网、防止信息主体权利在技术创新背后受到侵害的契机。
归根结底,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的目标应是:促进预防性努力以降低事故可能性,事故发生时迅速应对,并在此后实质性恢复国民权利。为此,应完善制度,使企业为恢复损害所做的各种努力在决定制裁轻重时得到系统性反映。特别是,有必要讨论在企业主动承诺赔偿损害时,将该金额从罚款计算中予以扣减的方案。这并非单纯为减轻企业责任,而是要把企业的能力与关注从应对监管机构转向迅速救济受害者权利,并在损害救济的司法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把罚款发展为救济受害者的战略性手段。
当以事前预防为中心的保护体系能够同时带动企业的积极参与和国民权利的实质救济时,韩国才能跃升为最和谐地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AI创新的全球领先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