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观点提出,要防止超高龄社会中急剧增加的脑卒中患者遭遇“急诊室转圈(拒收)”,就必须让神经系统专责医师常驻急诊室。业内指出,应建立后方诊疗体系,使黄金时间至关重要的脑卒中患者一到院就能获得准确诊断,并衔接手术、介入等最终治疗。
大韩脑卒中学会宣传理事金泰贞(首尔大学医院神经内科教授)22日在大韩神经科学会于首尔江南区科学技术会展中心举办的“世界脑日”纪念记者恳谈会上表示:“要改善急性脑卒中患者的预后,必须守住超急性期治疗的黄金时间。”他呼吁建立国家层面的脑卒中治疗安全网。
脑卒中是指向大脑供血的血管堵塞或破裂,导致血流中断、脑细胞受损并出现神经学症状的疾病。脑血管一旦堵塞,每分钟约有200万个脑细胞受损。初期应对即使只延迟几分钟,也会造成脑损伤,留下重度残疾或死亡的风险增大。在医学界,为强调哪怕争分夺秒尽快衔接超急性期治疗的重要性,“时间就是大脑(time is brain)”这一说法已广为流传。金理事说明:“据报告,在症状出现后60分钟内接受静脉内溶栓治疗的患者,3个月后能够独立生活的概率提高4倍;接受动脉内再通治疗的患者提高2.5倍。”“快速治疗不仅关系患者生存,还与后遗残疾直接相关。”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脑卒中带来的社会经济负担预计将进一步加重。目前韩国国内每年新发脑卒中患者超过15万人,60岁以上占全部患者的约85%。由此产生的医疗费支出约为4万7000亿韩元。学会预计,到2050年脑卒中新发患者将增至每年35万人,增长逾一倍,相关诊疗费用将增加至9万亿韩元。无后遗残疾的脑梗塞患者发病后5年内诊疗费约为5000万韩元,但若留下重度残疾,费用将飙升至约2亿5000万韩元。也就是说,能否在黄金时间内获得治疗,不仅左右患者个人的生命与生活质量,也决定着医疗与照护成本。
然而,由于地区间治疗基础设施和专业人力的差距,无法及时获得治疗的情况反复出现。即便疑似脑卒中患者抵达急诊室,如果没有能够判断是否为脑卒中并负责最终治疗的医疗团队,也只能转往其他医院。即使急诊室有收容空间,若支撑急救处置之后环节的“后方诊疗科”缺乏医疗人员、病床以及手术、介入条件,也难以接收患者。近期就有一例:居住在京畿道的60多岁男性在出现脑梗塞症状1小时30分钟后前往附近医院,却被建议去大医院,随后乘坐私营救护车转运,向京畿地区3家医院询问转院,但因急诊室饱和、无神经内科专科医师、无介入专科医师等原因,始终未能找到可接收的医院而辗转奔波。该患者最终在症状出现9小时后才在盆唐的一家医院接受了动脉内血栓清除术。所幸恢复到可独自生活的程度,但出院仍花了很长时间。
金理事指出,脑卒中患者收容延迟的核心原因,不仅是急诊室过度拥挤,还有初期专业判断和医院间协调功能的不足。根据现行急救医疗法,圈域急救医疗中心必须配备急诊医学科专科医师,但神经内科等后方诊疗科的专科医师配置却被留作“可以设置”的任意性规定。医院缺乏确保后方诊疗科人员在急诊室随时应对的动力,由此形成人力短缺与后方诊疗空白的恶性循环。当天提出的“急诊室神经系统专责医师”被视为解决方案。若配置神经系统专责医师,从119转运阶段起就可判断患者的重症程度,协调转往可治疗的医院;抵达急诊室后,可迅速决定是否需要溶栓术或血栓清除术,还能与其他医院后方诊疗科的医疗人员沟通、协调转院。共同民主党议员苏秉勋已在国会提出法案,要求在圈域急救医疗中心将内科、外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专科医师作为平日日间急诊室专责人力予以强制配置。
金理事强调:“在扩大到地区急救医疗中心之前,应先将平日日间的内科、儿科及神经系统专科医师纳入圈域急救医疗中心的急诊室专责人力标准。”“如果急诊室内有主要后方诊疗科的专科医师,不仅初期治疗判断会得到加强,还能就手术或介入的必要性迅速作出决策,急救诊疗能力也会提升。”
神经内科除脑卒中外,还处理痴呆、帕金森病、癫痫等威胁国民日常生活与生命的多种疾病。随着进入超高龄社会,神经系统疾病负担迅速加重,神经内科正成为从急救治疗到慢性病管理、出院后社区照护,全面支撑国民健康的必需医疗领域。
出席当天恳谈会的神经内科专科医师们提出,应契合“2026年世界脑日(World Brain Day)”主题“人人享有的脑健康(Brain Health and Access for All)”,建立让任何国民都能及时获得所需脑疾病治疗的医疗体系和国家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