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劳动委员会的一项裁定改变了产业现场的秩序。它随即成为政府的行政指南,最终更成为法律修订讨论的逻辑基础。然而,若作为出发点的法理已被韩国大法院否定,此前给产业现场带来的混乱又该由谁负责。
CJ大韩通运案便是典型。中央劳动委员会认定,对于并未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的快递员,作为发包方的CJ大韩通运也须作为《劳动组合法》上的雇主承担集体谈判义务。此后一审和二审也以该案具体情形为依据认定了雇主身份,韩国雇佣劳动部则以这些下级审判决为基础,制定了关于发包方雇主身份及集体谈判义务的行政指南。这一解释也成为“黄色信封法”扩大雇主概念讨论的重要依据。
然而韩国大法院未采纳中央劳动委员会和下级审的判断。韩国大法院认定,在适用修订前《劳动组合法》的本案中,承担集体谈判义务的雇主是“原则上与劳动者存在明示或默示劳动合同关系者”。鉴于CJ大韩通运与快递员之间不存在此种劳动合同关系,不能视为《劳动组合法》上的雇主,故撤销原审。这明确表明,不能仅因发包方行使一定影响力就扩大雇主概念。
问题在于,在韩国大法院作出该判决之前,中央劳动委员会的判断已对产业现场产生影响。企业不得不以扩大的雇主身份解释为前提,应对集体谈判和不当劳动行为责任,劳动部也据此制定了行政指南。在韩国大法院作出最终判断之前,新的法理实际上已如产业现场的标准一般运作。
中央劳动委员会并非司法机关,但在现实中行使巨大影响力。劳资双方以其裁定为基准制定谈判策略,政府也将其反映到政策中。正因如此,法理的稳定性与慎重性尤为重要。特别是那些实际上扩大既有法理适用范围的判断,更需要严格审视。
既然韩国大法院最终未采纳中央劳动委员会和下级审的法理解释,中央劳动委员会也有必要反思自身判断。这不是一句解释差异就可带过的问题。对于此过程中给产业现场带来的混乱以及企业承担的社会成本,也应有负责任的反省。
近来,中央劳动委员会不仅在雇主身份问题上,还在劳动关系的多项争议上接连作出社会影响巨大的决定。以公益委员为中心的决策结构偏向特定方向的批评亦持续出现。要使中央劳动委员会成为受信赖的准司法机关,就必须通过忠于法律和韩国大法院判例、而非偏向任何一方利益的判断,来提高可预测性。
保护劳动者权益很重要。但企业的经营稳定性和法律可预测性同样必须得到保障。中央劳动委员会的角色不是创造新的法理,而是在法律与判例的框架内公正解决纠纷。此次韩国大法院判决再次确认了这一原则。中央劳动委员会也应强化法理的严谨性与客观性,恢复产业现场的信任。中央劳动委员会的独断专行必须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