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柳时敏以更强硬的姿态回来了。继“ABC论”“重建论”之后,这次连“政界改编论”都抛了出来,发言尺度不断升高。他对李在明总统以整合与扩大外延为核心的国政基调批评力度加大,称其“是非常危险的选择,最终会以失败告终”。
顺着柳时敏出席的节目内容一路梳理,可以看出一套一贯的逻辑。
第一,李在明总统正在尝试扩大政治外延、塑造新的政治版图。柳时敏以人事安排和检察改革等作为依据。 第二,在这一过程中,他并未获得既有民主党支持层和民主改革阵营的充分认同。 第三,若这种方式持续下去,很可能导致民主党动摇、阵营崩塌的惨痛结果。
柳时敏表示,自己的发言并不是为了说服李总统,而是向市民传递的信息。他解释强烈批评的背景:“李总统很难回头。其用意是接受现实,让市民各自从自身立场思考应该怎么做。”
柳时敏:“李总统很难回头”
从共同民主党议员尹建永的评价中,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柳时敏的问题意识。尹建永18日在社交平台上写道:“在讨论‘结构性多数’之前,我们内部可能先出现裂痕并崩塌”,“把柳时敏作家的主张当作一剂预防针来看如何?”其中可见一种视角:认为李总统的结构性多数构想和外延扩张是比内部团结更为优先的危险尝试。
“结构性多数”这一表述,出自李总统近期与前总统文在寅会晤时的发言。柳时敏认为,与守住身份认同的“加建”不同,李总统所说的结构性多数,是拆掉既有民主党去搞重建、重新开发。
李总统“结构性多数”……柳时敏批为“三党合并”模式
柳时敏解读认为,李总统所说的结构性多数若在现实政治中落地,最终只能导向与1990年“三党合并”同等规模的政治版图重组。
当时卢泰愚总统的民主正义党(125席)与金泳三的统一民主党(59席)、金钟泌的新民主共和党(35席)合并,组成了共计219席的超大执政党民主自由党。相反,前总统金大中的平和民主党仅有70席,实际上被孤立。柳时敏正是把这一案例视为结构性多数的典型模式。
曾有一个时期,从“政治工程”角度可以谋求类似的政治变化。前总统朴槿惠被弹劾后,国民力量(新世界党)分化为自由韩国党(107席)和正党(20席),在2017年总统选举前后,包括安哲秀的国民之党(40席)在内,曾有空间讨论通过与正党的弹劾联盟等方式组建联合政府。当然,这并未成为现实。相反,民主党在没有人为政界改编的情况下,于2020年第21届国会选举中与共同市民党一起获得180席,取得压倒性胜利。
柳时敏认为应优先内部团结的理由似乎也在此。他说:“三党合并在下一次国会选举中结构性多数就立刻被打破了。”其背后是一种经验性认知:人为的政界改编难以持久,最终决定胜负的是支持层的团结。
失败论依据①柳时敏:“三党合并”也未能持久
即便从当前第22届国会的席位结构看,1990年式的政治重组在现实中也并不容易。
共同民主党161席,加上祖国革新党(12席)、进步党(4席)、基本收入党(1席)、社会民主党(1席),合计也只有179席左右,与三党合并时的219席仍有差距。
柳时敏将李总统的举动评价为“非常危险的选择”,其理由恐怕也与这种现实认知不无关系。
失败论依据②开放我们党解体……“中道改革统合新党”“中道统合民主党”“大统合民主新党”
如果说国会选举胜利的记忆构成柳时敏逻辑的一端,那么另一端则是曾以百年政党为目标创建的“开放我们党”。在卢武铉政府时期,宣称将延续百年而创立的开放我们党,却在重建、重新开发中消失,这一心理创伤如今体现在柳时敏的言行之中。因保守势力弹劾卢武铉总统引发逆风,开放我们党在2004年国会选举中获得过半席位,一度看似成功。
然而结果是残酷的。
开放我们党在2004年国会选举大胜后经历内部分裂和路线冲突,继而在2006年地方选举惨败、2007年总统选举失利、2008年国会选举落败。在举行第17届总统选举的2007年一年间,开放我们党以“中道改革统合新党”“中道统合民主党”“大统合民主新党”等各种名号挂牌,不断分散、聚合、再分散。
当时出现的新建党方式,就是所谓“第三地带桥梁政党”的建设。这似乎正是柳时敏就“结构性多数”称其为三党合并、高声强调重建与重新开发必然失败的真正原因。当时的第三地带政党,是为了绕开开放我们党与旧民主党合并的难点、在短期内实现整合的一种方式。但以“第三地带新党”起步的大统合民主新党,最终在2007年总统选举中败北。
对柳时敏而言,拆掉既有民主改革阵营的政治资产、另建新政治秩序的尝试本身,就留下了失败的记忆。他强调“加建可以,但重建需要同意”,也可从同一脉络理解。
李总统“结构性多数”的核心关键词是“青年”
但李总统所阐述的“结构性多数”,与柳时敏所说的政界改编似乎性质不同。全南大学教授朴求容的解读颇具启示。朴教授并不把结构性多数看作政治工程式的联合或人为的势力重组。他认为,这既不是多拉拢几个百分点保守选民的战略,也不是解散既有民主党势力的工程。
朴教授关注的是青年一代。青年不再按照民主化与产业化、岭南与湖南、进步与保守这类过去的政治语法行动。住房与就业、资产形成、阶层流动可能性、公平竞争机会,正在成为其政治选择的标准。
他认为,民主党必须把这一代人培育为新的政治多数。也就是说,结构性多数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做成的政界改编项目,而更接近于与青年层、首都圈中产阶层、尖端产业从业者、中道改革倾向选民等新兴社会力量长期积累信任、形成政策共识的渐进过程。
如果说1990年三党合并是由政治领导人决断促成的自上而下的联合,那么结构性多数更接近于改变选民版图本身的自下而上的重组。
据传,李总统评价称,改革势力在历史上一直处于“结构性少数”,虽然能在选举中取胜,但在社会影响力和政治持续性方面始终不稳定。因此据称他多次向幕僚表达“必须更具包容性、更加开放”之意。
在这一脉络下,若按朴教授的解读,李总统的结构性多数与柳时敏所设想的人为政界改编相去甚远,而是把青年和未来世代培育为民主党新基础的长周期政治工程。
也就是说,民主党若得不到青年的支持,未来的选举结果不言自明。若无法赢得青年一代和中间层的心,民主党就无法摆脱结构性少数。结构性多数或许并非政界改编的技术,而是始于顺应时代变化、改变自身的能力。柳时敏也有必要不仅从过去的失败经验,也从未来社会变化的视角来看待结构性多数。
当然,柳时敏的指摘中也有值得倾听之处,即李总统有必要更具体地说明结构性多数的含义与方向。如果政治领导人的概念未被充分共享,解释之争就会开始,过程中党内混乱和不必要的争论可能扩大。如今民主党内部发生的混乱,可能只是更大混乱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