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7-20 | 고광본 선임기자

尹裕植:“惧怕失败的科研生态出不了‘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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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涵盖产学研的国家层面研究开发(R&D)投资规模与以色列并列世界最高水平。但对于是否取得了与投入相称的创新成果,仍存在疑问。尽管拥有优秀人才、较高教育水平、世界级数字基础设施和制造能力以及具有竞争力的医疗体系,但在持续培育全球先行者方面显现出局限。因此有观点指出,应革新对政府出资研究机构、高校和企业提供支持的政府R&D项目的设计与评价体系,提高研究者的自主性和责任性。

韩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会会长尹裕植16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创新本质上伴随不确定性”,“在只选择成功可能性高的研究的结构下,很难产生改变世界的技术。”他还表示:“首尔把保持了7年的全球临床试验城市第一位让给了中国北京”,“在为时未晚之前,亟需改善制度以激活国内临床试验生态。”

他在KAIST取得生命科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后,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担任博士后研究员。2006年起任中央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教研室教授,今年年初就任任期两年的韩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会会长。韩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会是2009年设立、隶属国会事务处管辖的非营利社团法人,以支持科学技术相关立法为目的。

他计划在任期内推动营造产学研创新科学技术生态以及为强化国内临床试验竞争力的制度改善。他也是在基础研究一线取得实际成果的研究者。2020年其癌症恶病质治疗候选物质获得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临床试验计划(IND)批准,随后2023年获得肌营养不良症治疗候选物质IND批准,并取得恶病质及肌肉流失治疗候选物质的技术转让成果。他表示:“近来出现了医疗人力流失导致的医疗空白、全球临床试验向中国转移、国内研究者主导临床试验减少、行政程序复杂以及临床试验计划审批过程低效等问题”,“新药开发应摆脱先找到候选物质再考虑临床与审批的方式,从研究初期就同时设计患者群、竞争药物、生物标记物、生产工艺、临床试验批准与药品许可战略。”为此他建议需要:△改善复杂的行政监管 △扩大早期阶段咨询 △提高临床试验计划审批过程的可预测性 △缩短临床启动时间 △激活国内临床试验生态。

尹会长强调,韩国科学技术的潜力充足,但要将其转化为成果,必须同时改变政策决策结构和研究生态。

他表示:“应从管控研究者的行政转向支持研究的体系”,“科学技术政策的长期可预测性很重要,但存在因政权更迭而方向摇摆的问题,如前政府提出的‘科技界卡特尔疑云’主张等。”他特别以生物与医疗领域为例指出,基础研究、临床试验、药品许可、产业化、创业支持分散在多个部门和机构,协作体系不足。

尹会长强调:“研究往往需要看5年、10年以上,如果支持方向突然改变,研究团队就会解散,优秀人才会流失”,“应消除阻碍产学研合作的壁垒,扩大由多个部门设定共同目标和绩效指标的跨部门项目。”他还呼吁:“应把博士后研究员当作专业研究者而非单纯的临时人力对待,稳定保障人力费用”,“要营造让出国的研究者积累经验后能够回归的环境。”

他还建议,要让李在明政府的大规模R&D投资转化为成果,科研经费分配和评价方式也需改善。他表示:“以论文数量、影响因子、专利数量等定量指标为中心的评价,可能促使研究者选择成功可能性高的安全课题”,“要支持成功概率低但一旦成功就能带来巨大变化的研究,需要承认诚实失败的文化。”他还建议:“基础研究应以独创性和长期学术贡献度、产业化研究应以产品化和市场进入可能性、保健医疗研究应以患者收益和临床有用性为中心进行评价”,“首先要减轻研究者过重的科研行政负担。”

尹会长对现政府将科学技术和人工智能(AI)置于国家增长战略中心给予积极评价,同时要求不能削弱基础研究根基。他强调:“AI、半导体、生物最终都是在基础科学这一土壤上成长的”,“国家战略技术培育和自由申报型基础研究扩大应同步推进。”他还补充:“今后AI将超越执行研究者指令的工具,发挥提出下一步实验的共同研究者作用”,“医学院应加强数据科学、AI伦理、监管科学、医师科学家培养方面的教育。还应激活联合聘任和派遣制度,使医师科学家能够在工科学院、自然科学学院乃至政府出资研究机构之间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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