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育障碍人士A某被检方作出暂缓起诉处分,要追溯到刚满二十岁的两年前。A某当时独自一人来到银行ATM机前。通过母亲得知的ATM机,对他来说就像“魔法盒子”。因为哪怕是他细微的动作,屏幕也会切换,小门也会打开,立刻作出反应。不过由于他的智力水平仅相当于3~4岁,不仅不懂金钱的价值和意义,也不会使用ATM机。
那天也和平常一样。不同的是,一对老年夫妇把装有80万韩元的钱包忘在了ATM机上。A某按着ATM机按钮,当存款口打开时,他把钱包里的钱放了进去,随后回家了。当然,钱包和钱都原封不动地留在了ATM机里。
随着“钱包丢失”的报案,警方开始调查。警方根据闭路电视(CCTV)画面传唤A某接受调查。担心沟通不便的儿子的母亲也一同到场。调查结束后,母亲向老年夫妇表达了道歉之意。老年夫妇听说A某是发育障碍人士后,向警方提交了不希望处罚的意见书。然而警方仍以涉嫌盗窃、建议不予羁押起诉的意见将A某移送检方。
#发育障碍人士B某去年与父亲一同前往警局。原因是在网络上认识的C某以各种理由借走了150多万韩元,却只归还了小额,未能100%清偿。借出的钱是B某在残疾人标准作业场所工作挣来的。B某在领取工资等过程中掌握了简单的网上银行操作方法,因此得以向C某汇款。但两人只在网络上交流,B某没有C某的个人联系方式。B某的父亲请求警方立案调查。然而警方只是反复表示“金额较小,调查不易,而且耗时很久”“即便调查,追回的可能性也不大”。甚至连发育障碍人士专责警官的情况都没有说明。最终B某和父亲只能无功而返。
在今年10月新的刑事司法体系启动之前,有声音提出应进一步强化面向发育障碍人士等群体的侦查体系。因为公约、法律、规定中对涉及残疾人侦查时应遵守的条款有细致明确的规定,但现实却并非如此。专家建议“需要能够降低法律门槛的实质性替代方案”。
19日据法律界消息,警方内部的发育障碍人士专责警官多达1万2472名。这是依据《残疾人权利公约》和ACT ON GUARANTEE OF RIGHTS OF AND SUPPORT FOR PERSONS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发育障碍人法)等规定设置的。《残疾人权利公约》明确规定“为促进残疾人在调查等法律程序中作为包括证人在内的直接、间接参与者发挥有效作用,应提供程序性及适龄的便利,确保其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有效诉诸司法”。为此还鼓励对包括警察和监狱管理人员在内的司法行政领域工作人员进行适当培训。《残疾人歧视禁止法》也规定“在司法、行政程序及提供服务时不得对残疾人实施歧视行为”。同时还要求告知其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可以获得沟通、表达方面的协助。
ACT ON GUARANTEE OF RIGHTS OF AND SUPPORT FOR PERSONS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发育障碍人法)包含发育障碍人士专责调查制度的内容。根据该法第13条,检察总长、警察厅长应分别指定发育障碍人士专责检察官和司法警察官,并由其进行调查或讯问。此外还应对专责检察官、司法警察官开展关于发育障碍人士特性、沟通方法、侦查方法等方面的培训。对发育障碍人士专责检察官、司法警察官还可在预算范围内发放津贴。《警察侦查人权保护规则》(警察人权保护规则)中更详细地列举了调查时应遵守的条款。根据警察人权保护规则,警官在对残疾人进行调查时,应选择并采用适合其障碍类型的调查方法。可通过手语、文字翻译、盲文资料、代读等方式,让能够在沟通、表达方面提供帮助的人参与,以协助其陈述。特别是根据发育障碍人法,规定在调查发育障碍人士时应由专责警官进行,但不少人指出现实并非如此。即法律、规定、规则制定得十分细密,实际上却未得到妥善适用。
一位要求匿名的学界人士指出:“法律规定应每年(面向专责司法警察官等)开展培训,但发育障碍人士专责警官(对发育障碍人士)的理解程度似乎仍然不高”,“虽然冠以‘专责’之名,但他们同时还承担其他侦查业务,在实际现场是否得到妥善运作也令人怀疑”。
在首都圈某法院任职的一位部长法官也指出:“有人担忧在检察厅被废除之后,发育障碍人士面临的刑事司法‘盲区’可能进一步扩大”,“因为在发育障碍人士专责制尚未妥善落地的情况下,今后所有案件的侦查可能100%由警方承担”。他还补充说:“由于业务过重,残疾人成为受害者的案件可能得不到妥善侦查而被埋没”,“反之,若发育障碍人士为嫌疑人,也可能以‘一律建议起诉’的方式被移送检察官”。也就是说,由于无法进行正当侦查而导致损害无法得到弥补,或者反而将本应不予移送的案件也移交给检察官,从而使发育障碍人士可能遭受刑事司法上的不利。事实上,发育障碍人士专责审判部在首尔地方法院已运行到第三年,但案件数量并不多。新设首年2024年共受理17件,处理了14件。去年受理的案件为22件,其中15件得到处理,一年处理案件数量维持在10余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