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岁的郑某于2021年在高丽大学九老医院被诊断为大肠癌,此后接受手术与抗癌治疗约5年。他在一线和二线抗癌治疗中积极配合,但癌症再次进展,进入需要三线及以后后期治疗的境况。
可用于治疗的药物仍然存在。但由于不适用健康保险,每月高达数百万韩元的药费需由患者自行承担。郑某希望继续治疗,但担心给家人带来经济负担,最终中断了治疗。郑某诉说:“明明有药可治,却因费用而不得不放弃治疗,这样的现实让我倍感绝望”,“希望扩大国家支持,让没有患者因经济原因中断抗癌治疗。”
转移性大肠癌患者在完成一线、二线抗癌治疗后,正被推向所谓的“报销悬崖”。三线及以后仍有可用的治疗药物,但相当一部分不在健康保险报销范围内,能否继续治疗取决于患者的经济能力。
被称为“转移性大肠癌名医”的高丽大学九老医院肿瘤内科教授吴相哲表示:“与其他癌种相比,转移性大肠癌患者在完成一线、二线治疗后全身状态良好者较多,通过三线治疗可期待延长生存期”,“应保障治疗机会,使已确认有效的药物能够用到最后。”
在18日晚9点播出的Seoul Economic Daily TV《此刻名医》中,“转移性大肠癌名医”吴相哲教授将出镜,讲解转移性大肠癌的治疗策略以及三线及以后抗癌治疗纳入保险报销的必要性。
◇每5名大肠癌患者中有1人被诊断为“转移性大肠癌”
转移性大肠癌是指癌症已超出大肠,扩散至肝、肺、腹膜等其他器官的状态,被划分为大肠癌4期。
全部大肠癌患者中约20%在首次确诊时就已发现转移至其他器官。一旦发生转移,生存率也大幅下降。2019年至2023年大肠癌的5年相对生存率,在癌症局限于原发器官或仅侵及周围组织的情况下为80%至90%,但一旦发生远处转移则降至20.4%。
转移性大肠癌主要扩散至肝、肺和腹膜,少数情况下也会转移至骨骼、脑或皮肤。不过专家指出,与其他癌症不同,即便发生转移,只要将手术与抗癌治疗适当结合,也可期待长期生存。
一开始就能手术的转移性大肠癌患者约为20%。即便当下难以手术,也有患者通过抗癌治疗缩小肿瘤体积、减少数量后接受手术。吴教授表示:“最初被判断难以手术的患者中约有20%至30%在抗癌治疗后接受了手术”,“即便转移到其他器官,只要能在保留器官功能的同时切除癌症,就会积极考虑手术。”
◇一线、二线治疗后患者状态仍良好……三线起药物不予报销
转移性大肠癌的抗癌治疗一般按一线、二线、三线及以后的顺序进行。首次开始治疗的患者会综合基因检测、癌症发生部位、转移范围等因素,使用细胞毒性抗癌药与靶向治疗药或免疫抗癌药。
如果在一线治疗过程中癌症增大或出现新病灶,则判断为对药物产生耐药,改为二线治疗。二线治疗中同样会组合一线未使用的抗癌药与靶向治疗药,以抑制癌症进展。
问题出在一线、二线治疗结束之后。目前韩国国内转移性大肠癌的一线、二线治疗大多适用健康保险。相反,三线及以后的治疗几乎没有适用健康保险报销的选项,患者负担骤增。转移性大肠癌的后期治疗可考虑呋喹替尼等多种药物。但若不适用健康保险,患者每月需自行承担数百万韩元的药费。
吴教授指出:“向患者推荐教科书上公认有效的药物,并在实际出现治疗效果时,医护人员也会感到极大的欣慰”,“但如果从某一刻起因为没有可报销药物而必须停止治疗,就会让人思考这究竟是否是以患者生命为中心的制度。”
他强调:“有研究结果显示,越是能够依次充分使用多种治疗药物的患者,生存期越长”,“预期有效的患者仅因经济原因而无法用药的状况必须改善。”
三线治疗药物的报销空白也由患者团体提出。韩国癌症患者权益协议会与大肠癌病友会于2025年11月向国家人权委员会和韩国国民权益委员会提交紧急申诉,主张大肠癌患者从三线治疗阶段起无法获得必需新药,生命权受到侵害。
2025年国会国政监查中也讨论了这一问题。共同民主党议员徐美花质询,为何与海外主要国家使用多种三线治疗药物不同,韩国国内患者在新药可及性上被边缘化。韩国保健福祉部表示,今后若提出大肠癌三线治疗药物的报销申请,将迅速审议是否纳入报销。
◇口服新药问世……应提高治疗可及性
近期,可用于转移性大肠癌三线治疗的新药也在陆续引入。其中代表性的是Fruzaqla的主成分呋喹替尼,它是一种靶向治疗药,可选择性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EGFR 1、2、3,阻断为癌细胞供给养分的血管生成。作为口服药物,提高了患者的治疗便利性。
在以接受过既有治疗的转移性大肠癌患者为对象的临床试验中,呋喹替尼给药组的总生存期和无进展生存期均有所改善。吴教授在采访中就相关临床结果解释称:“显示出将癌症死亡风险降低约35%的效果,确认了作为后期治疗药物的重要成果。”
然而,即便这些治疗药物获批,若不适用保险报销,实际诊疗现场患者可选择的余地仍然有限。
吴教授表示:“我国具备全民健康保险体系,是否纳入报销事实上决定了能否治疗”,“如果难以对所有患者适用相同的自付比例,也有必要探讨部分费用补助或差别补助等多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