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7-17 | 정유나 기자,황동건 기자

劝阻辱骂却遭“我要拍视频”威胁…创伤由教师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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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在初中教师金瑞妍(化名)的课堂上屡屡发表性骚扰言论的朴俊浩(化名),连班主任李贤宇(化名)的教室也被搅乱。李老师饱受家长投诉之苦,家长称对朴某的停课处分过重。每到课间就要听抗议、写经过报告,周末还接到警方电话,要求他去把在无人商店抽烟的朴某领走。李老师说:“手机一震动,心就往下沉”,“已经到了无法正常备课的程度。”

侵害教权不仅造成受害教师个人的痛苦,还动摇了其他学生的学习权。16日Seoul Economic Daily与韩国教员团体总联合会共同实施的问卷调查显示,225名在职教师中有178人(79.1%,多选)回答“因应对问题学生,指导其他学生的时间减少了”。李老师表示:“如果体力是100,那么要把80~90%用在一名问题学生身上,只能用剩下的10%照顾其余29名学生。”

回答“难以恢复课堂气氛”的也有123人(54.7%)。小学教师崔美花(化名)因担心被举报虐待儿童,未能积极制止一名骂人的四年级学生。结果“要拍视频发到社交网络服务(SNS)上”的嘲弄在教室蔓延,崔老师因心理创伤已连续5年无法担任班主任。

初中教师金俊熙(化名)同样在给一名学生记罚分后,整整一年遭受骚扰。该学生威胁其他学生“上课不要回答问题”,还向金老师扔橡皮,被采取隔离措施后大喊“要保障我的学习权”。金老师表示:“学生们都看问题学生的眼色,班级气氛变得沉重。”

然而教权保护委员会在现场并未有效运转。在直接经历教育活动侵害的123名教师中,有101人(82.1%)回答未申请教权保护委员会或没有走过相关程序。首尔瑞二小学事件后,教权保护委员会的运营主体由学校移交至教育支援厅,并强化了召开义务,但大多数受害教师仍未使用该制度。

最主要原因是担心被报复。选择“可能遭到报复性投诉或虐待儿童举报”的回答最多,达126人(58.9%,多选)。认为处分仅停留在书面道歉等轻微程度、没有实质帮助的看法也不少。因顾及学校形象而不愿召开教权保护委员会的氛围依然存在。崔老师表示:“一旦把教权侵害当成问题提出来,反而会被打上未能好好管教学生的‘无能教师’标签。”

即便教权保护委员会认定存在侵害,事后支援也偏重于咨询。据国民力量党议员郑成国办公室数据,去年4317件受害教员保护措施中,心理咨询及建议为2879件(66.7%),占绝大部分。法律支援仅5件(0.1%),因教师本人意愿而未采取措施的案例为759件(17.6%)。

由于保护机制不足,教师们比起教育判断,更先考虑家长反应和被举报虐待儿童的可能性。小学教师姜智敏(化名)在调解学生间矛盾时,曾被监护人威胁“你知道我们家是什么样的家庭吗”,此后她在与家长通话前会事先记录可能引发问题的内容。姜老师表示:“一出问题最终还是会自责,感到无力。”

郑议员表示:“教员们希望的不是超越法律的权限,而是能够专心从事教育的法律安全网”,“在因正当教育活动卷入法律纠纷时,由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出面应对的国家诉讼责任制,亟需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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