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月度出口额史上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市场因此预期今年全年出口有望达到1万亿美元,经济增长率也可能达到4%左右。但半导体景气难以扩散至整体实体经济,加之高物价、高汇率、高利率的“三高”冲击,使中小企业与普通民众等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受到打击,对于最终只能是“K型”复苏的担忧依然存在。东国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闵世珍13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除Samsung Electronics和SK海力士之外,石油化工、钢铁、建筑等困难领域太多”,“与表面上的经济指标不同,实体经济依然低迷。”她指出:“可以称之为数字与体感严重脱节的‘错觉经济’”,“(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提出愿景并推行具有一致性的政策,但目前政府和政界陷入‘短期主义’(short-termism),滥用政务性干预,正在破坏体制。”
——如何判断当前韩国经济的状况。
△我认为是错觉经济。由半导体等净出口拉动的增长率达到惊人水平,尤其是外汇危机之后增长率大约每五年下降1个百分点,因此增长率本身出现反弹非常令人欣慰。但上厚下薄的K型增长日益明显也是事实。不能不担心那些无法充分享受增长果实的企业和阶层,而让这些群体在经济上更为艰难的因素,我认为是供给冲击和高汇率等带来的高物价以及资产两极化。
——有人担忧扩张性财政会刺激汇率和物价。
△当前的高物价,源于伊朗战争等造成的供给冲击与半导体出口激增带来的需求增加相叠加。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难以保持扩张,如果与货币政策相冲突的财政政策,即扩张性财政基调持续下去,结果可能刺激物价,令整体经济承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冲突绝非可取之举。若问应向哪个方向统一,向中央银行一侧靠拢在经济上更有合理性。
——错觉经济还有其他问题吗。
△政府负债比率的分母使用的不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而是包含物价变动的名义GDP。由于出口物价大幅上涨,名义GDP增长率的上升快于实际GDP增长率,因此即便政府负债增加,负债比率也可能不会迅速上升,甚至显示为下降。这就产生了负债负担被低估的风险。然而我国老龄人口增加速度非常快,总人口也在减少。我担心这种人口结构给财政带来的负担很快会显现,并且其速度将难以承受。政府总是想多花钱,一旦支出的项目很难削减或取消,在这种时候由半导体带来的超收税收大量出现,稍有不慎可能成为毒药。
——政府把超收税收称为追加税收。
△还要继续观察,但需要留意是否为了阻止超收税收被优先用于偿还国债,才出现了“追加税收”这一新概念。若是超收税收,就应先用于还债,而特意造出“追加税收”一词,不就是表示不打算先用于还债吗。因为钱一下子多进来就先想着大手大脚花掉,还要造出术语让自己想做的事不受阻碍,这是在破坏体制。
——韩元对美元汇率在1500韩元区间高位运行。
△我认为,是否已到了应在国民层面消除“政府能够控制汇率”或“政府必须控制汇率”这种政治负担的时候了。高汇率实际上已被放任,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似有接受的氛围,考虑到韩国股市纳入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发达国家指数这样的重要课题,我认为让政府干预有所放松才是正确的。但把高汇率包装成“成功的代价”则不合适。
——对资产两极化的担忧也很大。
△新冠疫情之后的流动性扩张并未提振实体经济,而是涌向资产市场。资产具有累积性质,因此资产两极化比收入两极化更难改变方向。国民整体资产增加是重要的。资产价值上升会增加未来的可支配收入,通过处置资产获得可立即使用的现金也是好事。但从助推资产两极化的角度看,我认为提振股市与房价上涨同样可能带来风险。
——有说法称将同时提高持有税和转让税。
△这样的税制改革目的何在。若要抑制房价,即便提高持有税,也应下调转让税以促使房源上市。提高转让税堵住退路,房源就会被锁住,持房者只会等待制度放松的空隙。房源被锁住,房价就难以下跌。因此提出也要提高转让税,说明其中含有除稳定房价以外的目的;总结总统和政府相关人士的发言,可以读出的含义是:无论持有多久,靠住房赚大钱都是不可容忍的。
——那么房价问题如何解决。
△2010年代中期以后,所有房价上涨都始于首尔、终于首尔。如果无法彻底改变人们的欲望与期待,我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首尔增加人们所期望的居住服务。要做到这一点,现实中只能取消或大幅放宽重建超额收益回收制、预售价上限制,使重建能够快速推进。正因为认为进步政权不可能允许这样做,所以即便有最严厉的贷款管制,首尔房价仍不稳定。
——据称将以半导体超额利润设立“社会连带基金”。
△我觉得这稍有不慎可能成为“第二个收入主导增长”。从海外引进,却过度改成韩式并作狭隘解释。这样不仅会造成扭曲反映,结果也绝难预测。瑞典的雷恩—迈德纳模式(Rehn-Meidner Model)为稳定物价、确保出口竞争力,既限制高工资产业的工资上涨,也让低工资产业的工资能在一定程度上上升,对上下两端都加以控制。由此创造出的企业利润被筹建为基金,用于再教育等,使人力能够从低工资产业向高工资产业流动。产业结构调整也是重要目的。把这些背景全部剥离,却给补贴困难企业从业者工资的制度冠以社会连带工资之名,并不妥当。
——如何看待与半导体集群建设相关的问题。
△电力、用水都是问题,但我认为政界不直接提及的最重要问题是“人力”。有一项针对全球企业开展业务便利度的美国城市排名(FT-Nikkei ranking)。今年第一名是波士顿,这与此前类似排名调查中德克萨斯或佛罗里达的城市入选的结果大不相同。据说是因为提高了人力供给项目的权重,波士顿才成为第一。虽然这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但在把人才获取问题也纳入考量时,我怀疑三星电子或SK海力士是否会在龙仁之后选择湖南地区。这种大规模投资决策,无论在国家层面多么重要,都应由企业先确定选址,再与政府协调情况。
——您一直指出低出生率问题。对于工作与家庭兼顾,有切实有效的妙策吗。
△营造工作与家庭兼顾的环境已不再是修辞。年轻女性把进入职场置于组建家庭之前。如果希望理所当然想追求职业发展的年轻人也愿意结婚,国家层面就应聚焦于清除工作与家庭兼顾的障碍。不是照旧执行既有政策,而应筛选有效政策并把预算更加集中。像百科全书那样罗列一堆、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方式很难奏效。育儿休假从造成业务空缺的角度看,我认为也并非那么积极。重要的是灵活适用工作时间,让人能够继续工作。遗憾的是,政权更替已过一年,针对低出生率与老龄化的机构和政策都没有真正运转起来。
——您指出劳动市场的僵化是韩国经济的“咽喉要点”。
△雇佣僵化和工资僵化都是问题。在雇佣受到保护的岗位上,工资体系也基本没有脱离年功序列式,因此正规职与非正规职的差距也在加剧。雇佣僵化也可以反过来看作雇佣稳定性,如果社会共识认为稳定性应予维护,那么至少要放松工资僵化,才可能缓解当前这种趋势性的雇佣萎缩。考虑到生成式人工智能(AI)和物理AI的发展速度,若制度改善迟缓,雇佣恢复的机会可能永远不会到来。
——如何评价亲工会政策。
△最大的担忧是,政府似乎把劳动政策从经济政策中分离出来,以工会为中心加以推进。在工会参加率不到20%的我国,这种做法看起来并不妥当。劳动市场的僵化与以工会为中心的劳动政策,结果可能使制造业岗位更快减少,而制造业从业者减少,我担心劳动收入两极化也会更加严重。
——您一直批评政府过度干预市场。
△最顽固的问题之一,就是金融、尤其是银行无法摆脱官治、持续被动员。无论进步还是保守,不分政权都用得太过顺手。公务员利用银行的钱发布数万亿韩元规模的政策,并以空降方式进入经营层。银行也在政府监管之中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如扩大银行保险或证券投资产品销售等。政府与银行的共生关系已持续太久,令人怀疑究竟能否切断。把韩国国民年金或退职年金用于提振股市或管理汇率也是一样。金融本应为经济基本面注入富有活力和创新的动能,但现实并非如此。银行依然靠住房抵押贷款和存贷利差赚钱,证券公司口口声声说做投资银行(IB),实际上不还是依赖家庭交易系统(HTS)的中介手续费吗。资本市场落后的原因在于,政界把能做和不能做的事全都规定好,银行和证券公司只能在其框架内行动。
——政府正在推进六大结构改革。
△看来会动地方教育财政拨款。可以说这是改革的一环。但实际上,看起来为结构改革几乎什么都没做。讨论什么与AI相关的创新教育并不等于改革。从任期五年的总统和任期四年的国会议员所拥有的目标函数看,能做的结构改革是有限的。要为国家长期增长铺好棋局并不容易,谁会挑头去谈年金、教育、劳动改革呢。但不进行结构改革,究竟能否实现根本性的增长率反弹,令人怀疑。
——当下所需的领导者领导力是什么。
△如果公共意识较为坚定的政治领导者比例进一步增加,最终从这些人中产生总统,那么五年任期就能干得有价值。作为最高领导者,愿景比行政能力更重要。政治领导者的愿景明确,公务员就能制定行动方案。但现在不太清楚究竟想做什么。起初以为是有愿景的,现在看来别的念头似乎更多,结果船就开到山上去了。
She is…
1974年出生于首尔,毕业于真明女高和首尔大学经济学系,在美国UCLA取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职于三星金融研究所,2007年起任东国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历任韩国经济学会事务局长、韩国金融学会理事、韩国女性经济学会会长等,并曾担任国民经济顾问会议委员、韩国企划财政部政策成果评价委员会委员、韩国金融委员会创新金融审查委员会委员等。目前担任财政经济部公共机构运营委员会委员。著作有《学到够用的经济学》《结婚选项一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