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7-14 | 서경IN

监管青少年社交媒体,一禁了之就够吗?[高尚元的ICT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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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动向正在迅速扩散。澳大利亚自去年12月起实施制度,禁止未满16岁青少年开设和保有账号。法国正在推进禁止未满15岁者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英国也出台方针,自2027年春季起不得向未满16岁青少年提供部分社交媒体服务。在欧盟层面,关于将最低使用年龄提高至16岁、限制成瘾性设计的立法讨论也已全面展开。韩国国会亦已提出多项相关法案。

过度依赖、有害内容以及算法引发的过度沉迷,如今已成为仅靠家庭管教难以应对的课题。政府与国会着手应对是理所当然的。

但当下我们需要的问题不是“是否要监管”,而是“当前讨论的监管方式能否带来我们期望的结果”。就此而言,广播媒体通信委员会的谨慎态度值得关注。委员长金钟哲在就任100天记者座谈会上强调了按年龄、按阶段的差异化方式。他指出,仅靠删除账号或禁止使用等强硬措施难以确保实效,在规避可能性较大的环境中,单线式的做法存在局限。他还表示,应把青少年既视为保护对象,也视为拥有选择权的基本权利主体。这是正确的出发点。

最先亮剑的澳大利亚的案例说明了原因。数百万个账号被封锁,但制度实施数月后,相当多12~15岁青少年仍在使用社交媒体,并称绕开限制并不困难。试图以单一的技术封锁来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想法看似轻松。然而,正是这种轻松成为陷阱。

最大的障碍是年龄验证。要筛除未满16岁的用户,实际上所有用户都必须证明自己的年龄。这可能与个人信息最小化收集原则相冲突。更进一步,如果依赖基于实名的身份验证,还可能一并限制成年人的私生活和匿名表达自由。有必要记住,曾强制所有用户进行身份验证的互联网实名制在2012年因侵害匿名表达自由而被判违宪。

即便设起认证门槛,利用虚拟专用网络(VPN)或父母账号绕开的方法依然很多。青少年一旦通过非正式途径外流,连既有的保护装置也可能失效。这是禁令越强、盲区越深的悖论。

还须考量监管带来的负担不均衡。监管执行相对容易的国内平台会立刻承担负担,而对全球平台的监管之手可能迟缓。其结果可能是把青少年推向监管之外的海外服务,只使国内产业萎缩,产生逆向歧视。

也不应忽视,对患病或社会性孤立的青少年而言,社交媒体有时是唯一的沟通渠道。全面封锁反而可能把最需要保护的青少年推向更深的孤立。

这样的讨论并非首次。2011年引入的游戏宵禁制度,在借用父母名义规避和向手机游戏转移面前失去实效,最终被废除。晚上10点后禁止补习班授课的政策也只是把教育需求转移到私人家教和网络课程,并留下只监管补习班的公平性争议。按下一头、另一头鼓起的气球效应,以及监管只集中于易查处对象的不均衡,也是社交媒体禁令政策可能面临的问题。

这并不意味着放手不管,反而应更精细地介入。有必要在经过社会共识的共同框架上,重新确立各平台各自为政的青少年保护标准。广播媒体通信委员会开始听取青少年和专家意见,也可成为此类讨论的第一步。青少年与监护人、教育主管部门、产业界共同制定标准、分担责任的共同监管应成为出发点。

培养青少年自主判断与辨别能力的教育也是核心。理解算法推荐何种内容、出于何种原因并加以筛选的能力,应在正规教育课程中培养。正如英国广播通信监管机构Ofcom试点运营的数字礼仪游戏切实改善了孩子们的认知和行为,数字素养不是单纯的灌输式教育,而是通过体验培养的。在生成式人工智能(AI)时代,数字素养是把一代人培养为健康公民的基础能力。

有趣的是,对于影响力可能大于社交媒体的生成式AI,我们选择了产业振兴与阶段性规范并行的方式。对更大的技术从容应对,却只对社交媒体一举上锁,前后并不一致。像年龄验证这样的强力措施,可在充分确立技术与法律标准之后,连同复审条款分阶段引入。

是要一味把青少年关起来,还是先赋予他们自主辨别的能力和安全的平台环境?我们需要的模式是:不把青少年关起来,而是改变平台、教会正确使用方法、由社会分担责任。这才是数字强国韩国能够向世界提出的更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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