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单月出口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市场由此预期今年全年出口有望达到1万亿美元,经济增速也可能达到4%左右。但半导体景气未能扩散至实体经济全局,加之高物价、高汇率、高利率的“三高”余波冲击中小企业和普通民众等经济薄弱环节,各方仍担忧最终只是“K字形”复苏。东国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闵世珍13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除Samsung Electronics和SK海力士之外,石油化工、钢铁、建筑等困难领域太多”,“与表面上的经济指标不同,实体经济依然低迷。”她指出:“可以称之为数值与体感严重背离的‘错觉经济’”,“(若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提出愿景并推行具有一贯性的政策,但当前政府和政界陷入‘短期主义’,滥用政务干预,正在破坏体系。”
——如何判断当前韩国经济状况?
△我认为是错觉经济。由半导体等净出口拉动的增长率达到惊人水平,尤其是外汇危机之后增长率每五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因此增长率反弹本身非常值得欢迎。但上厚下薄的K字形增长日益明显也是事实。对无法充分享受增长果实的企业和阶层不能不担忧,而让这些群体在经济上更加艰难的因素,我认为是供给冲击和高汇率等导致的高物价,以及资产两极化。
——有人担忧扩张性财政会刺激汇率和物价。
△当前的高物价源于伊朗战争等造成的供给冲击与半导体出口激增带来的需求增加相互叠加。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难以保持扩张,如果与货币政策相冲突的财政政策,即扩张性财政基调持续下去,结果可能刺激物价并令整体经济受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冲突绝非可取。若问应向哪个方向统一,从经济上看,向中央银行方向靠拢才是有合理性保障的方向。
——错觉经济还有其他问题吗?
△政府负债比率的分母使用的不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而是反映物价变动的名义GDP。由于出口物价大幅上涨,名义GDP增速上升快于实际GDP增速,因此即便政府负债增加,负债比率也可能不会迅速上升,甚至显示为下降。这就产生了负债负担被低估的风险。然而我国老龄人口增速非常快,总人口也在减少。这种人口结构给财政带来的负担很快就会显现,我担心其速度将难以承受。政府总是想多花钱,而一旦支出的项目又难以削减或取消,在这种时候由半导体带来的大量超额税收可能反而成为毒药。
——政府把超额税收称作追加税收。
△还需继续观察,但要留意“追加税收”这一新概念是否是为了阻止超额税收优先用于偿还国债而提出的。若是超额税收,就应优先用于还债,而特意造出“追加税收”一词,不就是表示不打算先用于还债吗?钱一下子多进来一些就先想着大手大脚地花掉,还要造出新术语让自己想做的事没有阻碍,这是在破坏体系。
——韩元兑美元汇率在1550韩元区间高位运行。
△我认为,是到了在国民层面消除“政府能够控制汇率”或“政府应当控制汇率”这类政治负担的时候了。目前高汇率似已被放任,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了接受的氛围,考虑到韩国股市纳入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发达市场指数这类重要课题,我认为让政府的干预有所放松是正确的。但把高汇率包装成“成功的代价”则不妥。
——对资产两极化的担忧也很大。
△新冠疫情之后的流动性扩张并未提振实体经济,而是涌向资产市场。资产具有累积性,因此资产两极化比收入两极化更难改变方向。国民整体资产增加很重要。资产价值上升能增加未来的可支配收入,处置资产能获得可立即使用的现金,这也是好事。但从助推资产两极化的角度看,我认为提振股市与房价上涨一样可能带来风险。
——有说法称将同时上调持有税和转让税。
△这样的税制改革目的何在?若要抑制房价,即使上调持有税,也应下调转让税以促使房源上市。上调转让税、堵住退路,会导致房源锁死,房屋持有者只会等待制度松动的时机。房源锁死,房价就难以下跌。因此,连转让税也要上调,说明其中包含了房价稳定之外的目的;概括总统和政府人士的发言,可以解读为:无论持有多久,都不能容忍靠房子赚大钱。
——那么房价问题该如何解决?
△2010年代中期以来,所有房价上涨都始于首尔、终于首尔。如果无法彻底改变人们的欲望与期待,我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在首尔增加人们所期待的居住服务。为此,现实中只能取消或大幅放宽重建超额收益回收制、预售价上限制,让重建快速推进。人们认为进步政权不可能允许这样做,因此即便有最严厉的贷款监管,首尔房价依然不稳。
——据说要以半导体超额利润设立“社会连带基金”。
△我觉得这可能会成为“第二个收入主导增长”。从海外引进,却过度改成韩国式,并作狭隘解读。这样不仅会被扭曲反映,结果也完全难以预测。瑞典的伦-迈德纳模型(Rehn-Meidner Model)是为稳定物价、确保出口竞争力,限制高工资产业的工资上涨,同时让低工资产业的工资也能一定程度上涨,上下都加以控制。由此创造出的企业利润被筹措为基金,用于再教育等,以促使人力从低工资产业向高工资产业流动。产业结构调整也是重要目的。把这些背景全部剥离,却给补贴困难企业从业者工资的制度冠以社会连带工资之名,并不妥当。
——如何看待半导体集群建设相关问题?
△电力、用水都是问题,但政界不直接提及的最重要问题,我认为是“人力”。有一项针对全球企业开展业务的美国城市排名(FT-Nikkei ranking)。今年第一名是波士顿,这与此前类似排名中得克萨斯或佛罗里达的城市入选的结果大为不同。据说是提高了人力供给项目的权重后,波士顿成为第一。虽然这属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若把人才获取问题也考虑进来,我怀疑三星电子或SK海力士是否会在龙仁之后选择湖南地区。这类大规模投资决策,无论在国家层面多么重要,也应由企业先确定选址,再与政府协调情况。
——您一直在指出低出生率问题。对于工作与家庭兼顾,有切实可行的良策吗?
△营造工作与家庭兼顾的环境已不再是修辞。青年女性把进入职业生涯置于组建家庭之前。如果希望理所当然地追求职业生涯的青年也愿意结婚,国家层面就应聚焦于清除工作与家庭兼顾的障碍。不是延续既有政策原样照做,而要筛选有效政策并更集中投入预算。像百科全书那样一一罗列、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方式很难奏效。育儿休假从造成业务空缺的角度看,我认为也并非那么积极。重要的是灵活安排工作时间,让人能够继续工作。遗憾的是,政权更替已一年多,针对低出生率与老龄化的机构和政策都未能正常运转。
——您指出劳动市场的刚性是韩国经济的“咽喉要点”。
△雇佣刚性和工资刚性都是问题。在雇佣受保护的岗位上,工资体系也没有大幅脱离年功序列式,因此正规职与非正规职的差距也在加剧。雇佣刚性也可以反过来看作雇佣稳定性,如果社会共识认为稳定性应当守护,那至少要放开工资刚性,才有可能缓解当前这种趋势性的雇佣萎缩。考虑到生成式人工智能(AI)和物理AI的发展速度,若制度改善迟延,恢复雇佣的机会可能永远不会到来。
——如何评价亲工会政策?
△最大的担忧是,政府似乎把劳动政策从经济政策中剥离出来,以工会为中心来处理。在工会加入率还不到20%的我国,这种做法看起来并不妥当。劳动市场的刚性与以工会为中心的劳动政策,结果可能会更快减少制造业岗位,而制造业从业者减少,劳动收入两极化也会更加严重,这令人担忧。
——您一直批评政府过度干预市场。
△最顽固的问题之一,是金融、尤其是银行无法摆脱官治、持续被动员。无论进步还是保守,不论政权如何更替,都用得过于顺手。公务员利用银行的钱发布数万亿韩元级别的政策,并以空降方式进入经营层。银行也在政府监管之下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扩大银行保险或证券投资产品销售。政府与银行的共生关系已持续太久,让人怀疑究竟能否切断。把韩国国民年金或退职年金用于提振股市或管理汇率也是一样。金融本应为经济基本面注入富有活力和创新的动能,但现实并非如此。银行依然靠住房抵押贷款和存贷利差赚钱,证券公司口口声声说做投资银行(IB),实际上不还是依赖家庭交易系统(HTS)的中介手续费吗?资本市场落后的原因,在于政界把能做和不能做的事都规定好了,银行和证券公司只能在其框架内行动。
——政府正在推进六大结构改革。
△看来会动地方教育财政拨款。可以说这是改革的一环。但实际上,看起来在结构改革方面几乎什么都没做。讨论什么与AI相关的创新教育,并不等于实现了改革。从任期五年的总统和任期四年的国会议员所拥有的目标函数来看,能够推行的结构改革是有限的。要为国家长期增长布局并不容易,谁会挑头去谈年金、教育、劳动改革呢?但我怀疑,不进行结构改革,究竟能否实现根本性的增长率反弹。
——当下需要何种领导者的领导力?
△如果公共意识相对坚定的政治领导者比例进一步提高,并最终从这些人中产生总统,那么五年任期就能干得有价值。作为最高领导者,愿景比行政能力更重要。政治领导者的愿景清晰,公务员就能制定行动方案。但现在不太清楚究竟想做什么。起初我以为是有愿景的,现在看来似乎另有打算更多,结果就像船开进了山里。
She is…
1974年生于首尔,毕业于真明女高和首尔大学经济学系,在美国UCLA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职于三星金融研究所,自2007年起担任东国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历任韩国经济学会事务局长、韩国金融学会理事、韩国女性经济学会会长等,并曾担任国民经济顾问会议委员、韩国企划财政部政策成果评价委员会委员、韩国金融委员会创新金融审查委员会委员等。目前担任财政经济部公共机构运营委员会委员。著有《学到够用的经济学》《结婚选项一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