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或许并不熟悉,劳动监督官其实是侦查违反劳动关系法犯罪的特别司法警察官。他们调查拖欠工资、不当劳动行为、职场霸凌等问题,一旦确认涉嫌违法,就对经营者立案并移送检方。
但现实中的劳动监督官并非只做侦查。他们还要监督营业场所、纠正违法行为,并处理各类举报案件和民众申诉,有时还要在受害劳动者与经营者之间劝导达成和解。他们既是侦查员,又是行政公务员,同时还是帮助受害劳动者救济权利的调解者。
劳动监督官执务规定要求“对举报案件应迅速、亲切、公正、准确地调查和处理”。其中让一线劳动监督官格外感到负担的词是“亲切”。公正性与准确性对侦查员而言是理所当然的原则。但“亲切”被视为让人困惑于劳动监督官究竟是侦查员还是处理民众申诉的公务员的象征。
当然,对公务员而言亲切是应尽的职责。对于遭遇欠薪的受害者、被就业诈骗的青年与老人、受劳动剥削折磨的移住劳动者而言,劳动监督官亲切的指引是巨大的支持。这并不是说劳动监督官可以不亲切。
问题在于,指引受害者的行政工作与调查嫌疑人的侦查工作被同时要求由一个人承担。劳动监督官为了让受害者尽快拿回被拖欠的工资,会劝导受害者与经营者和解。在此过程中,还要面对必须严正调查的欠薪经营者却要去说服对方的矛盾。
有时他们要作为传唤嫌疑人、尖锐追问违法疑点的特别司法警察;另一些日子则成为忍受不分昼夜的催促和辱骂的申诉处理公务员。在职场霸凌案件中,双方都可能对调查结果不满而批评劳动监督官。在这样的结构中,劳动监督官正被消耗殆尽。
劳动监督官队伍正迎来转折期。到2028年人力将增加至8000人,也将打开不受检察官指挥、独立行使侦查权的通道。组织与权限扩大的同时,劳动监督官的角色也需要重新确立。
走访全国各地支厅、与劳动监督官见面的劳动部长官金英勋的举动令人欣慰。但不能只停留于鼓励和慰问。为了让劳动监督官能守住公正性、独立性与专业性,必须从工作体系开始重新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