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调查的14个国家中,认为自己受到限制离职后进入竞争对手公司就业或在同行业创业的“竞业禁止约定”约束的韩国劳动者比例最高。
调查显示,竞业禁止约定不仅广泛适用于核心技术人员,还延伸至合同制员工以及低薪、非专业岗位劳动者;同时,对企业间工资串通或限制录用对方公司员工的“互不挖人”惯例的认知度也大幅高于受调查国家平均水平。
韩国48%劳动者称“适用竞业禁止”,居OECD14国之首
据OECD近期公开的《就业展望2026》韩国报告,10日,韩国民间部门劳动者中有17%回答“确定适用”竞业禁止约定,31%回答“可能适用”。
两项合计为48%,在受调查的14个国家中最高。在针对雇主的调查中,也分析得出韩国民间部门劳动者的25%~35%受竞业禁止约定约束。
OECD指出,在韩国,竞业禁止约定不仅适用于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等核心人才,还扩散到适用正当性相对较低的劳动者群体。
在不接触机密信息的劳动者中有16%~41%、在有固定期限合同的劳动者中有22%~44%回答适用竞业禁止约定。月收入不足200万韩元的低薪劳动者为5%~37%,非管理、非专业岗位劳动者为15%~44%。
使用竞业禁止条款的企业中,有23%回答不论职务或职级,对全体员工一律适用该约定。
KDI研究委员郑秀焕表示:“在韩国劳动市场背景下对竞业禁止约定进行量化分析,此次OECD报告是首次”,“此前几乎没有可以在国家层面比较竞业禁止使用程度的资料,本次报告提出了可比指标,具有意义。”
韩国65%企业称“知道互不挖人与工资串通”
对企业间限制劳动市场惯例的负面认知也较高。
约65%的韩国企业回答,知道同行业存在互不挖人或工资串通,或两种做法同时存在。这一数字大幅高于受调查国家平均的48%,韩国在14国中仅次于日本,位列第二。
互不挖人是指企业之间约定互不录用对方公司员工的行为。工资串通指企业之间商定将工资或报酬水平保持在一致水准。
考虑到调查内容敏感,OECD没有直接询问企业是否参与,而是调查其是否知晓同行业存在相关做法。据说明,该数字并不意味着企业直接参与,但显示出互不挖人与工资串通可能并非个别企业的例外情形。
美国、加拿大以竞争法规制,韩国依赖法院判断
海外将劳动市场串通纳入竞争法规制的趋势正在加强。
美国韩国法务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认为,与正当合作无关的工资串通和互不挖人协议违反反垄断法。近期还将工资信息共享、限制劳动者流动等影响劳动者的整体经营做法列为反垄断风险因素。
加拿大自2023年起,也将无持股关系的雇主之间就工资、劳动条件串通及限制录用的协议作为刑事犯罪加以规制。欧盟(EU)委员会和日本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同样认为,工资串通与互不挖人可能限制人才争夺竞争。
相反,韩国国内没有对竞业禁止约定进行全面规制的一般法律,由法院逐案判断约定的有效性。
“阻碍跳槽与创业,损害生产率”,需与技术保护取得平衡
专家指出,竞业禁止约定若被过度使用,会降低劳动者的跳槽选择空间和工资谈判能力,并阻碍企业间人才竞争与知识扩散。
郑研究委员表示:“竞业禁止约定基本上是阻碍劳动者在劳动市场向其他岗位流动”,“可能对跳槽或相关行业创业产生负面影响,也可能对整体经济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
他接着说明:“如果竞业禁止仅适用于熟悉技术的人员,问题可能较小,但OECD报告提出其使用范围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广”,“适用越多副作用可能越大,韩国也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不过也有意见认为,与全面废除竞业禁止约定相比,应仅在实际涉及核心技术或商业秘密的岗位上有限承认。
天主教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梁俊锡表示:“竞业禁止是竞争与知识产权保护两项原则相冲突的问题”,“对涉及技术或商业秘密的人员可能存在必要性,但问题在于竞业禁止被使用得过于严苛。”
梁教授还说:“为了竞争,人才必须有流动的自由,掌握高水平技术的人转投其他企业或创业,有助于提升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反过来,从企业角度看也存在技术开发激励和保护商业秘密的必要性,因此必须权衡平衡。”
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目前的立场是,并未针对竞业禁止约定本身直接执法。
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相关人士表示:“目前委员会没有针对竞业禁止约定本身直接执法”,“在关注海外政策动向、讨论动向和数据的同时,也有余地考虑这一领域是否需要执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