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滥用人工智能(AI)技术的深度伪造犯罪与“网络拖车”式的无节制爆料相互叠加,虚假及操纵信息造成的受害规模与扩散速度已达到过去无法比拟的程度。受害者遭受难以恢复的打击,而加害者则借刺激性的虚假信息获取巨额点击量与广告收益,此类情形反复出现。经过数年诉讼才被认定的损害赔偿额,往往不及犯罪所得收益;对于成为信息扩散通道的大型平台,甚至连追究法律责任的依据都不存在,导致违法行为实际上被放任——这一批评在国会内外持续被提出。
在这样的问题意识背景下,被称为“根除虚假操纵信息法”的“ACT ON PROMO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NETWORK UTI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PROTECTION(信息通信网法)”修正案自7日起施行。此次修正案包含了强化虚假及操纵信息流通责任、提高受害者救济实效性的制度性装置。核心有三点。
第一,新设“虚假操纵信息”概念。修正法将①虚假信息与②操纵信息(被篡改以致使人误认内容为事实的信息)界定为虚假操纵信息,并禁止以使他人受损的意图或获取不当利益为目的流通虚假操纵信息。因单纯错误或过失而流通虚假操纵信息,以及讽刺与戏仿,则不在规制范围之内。
第二,强化损害赔偿责任。修正法规定,因故意或过失流通违法信息(虚假事实、仇恨表达信息)或虚假操纵信息而致他人受损的,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特别是在损害确已发生但具体金额难以核算的情形下,法院可综合全部辩论意旨与证据调查结果等,在5000万韩元范围内认定相当的损害额。
进一步地,对于以业务方式向不特定多数传递事实或意见的“发布者”(视频博主、网红、媒体机构等),若符合总统令规定的标准,则适用加重责任。若其①明知该信息为违法信息或虚假操纵信息,②具有使他人受损的意图或获取不当利益的目的,③且实际造成受害者法律利益受侵害,法院可在已认定损害额最高5倍的范围内确定赔偿额。但若属为公共福利等公共利益的信息,如公益举报、与公益性关切事项相关的内容等,则不适用该加重责任;并设有例外规定,即在信息流通当时系为公共利益且有相当理由相信内容为真实的,可予免责。
此外,对于经法院等作出有罪判决、损害赔偿判决或更正报道请求判决并已确定的违法信息、虚假操纵信息,若流通2次以上,可被课以最高10亿韩元以下的罚款。这是与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分别运作的行政制裁,相当于对反复加害者施加双重压力的装置。
第三,赋予大型平台运营商积极的管理义务。日均用户100万人以上的大型信息通信服务提供者,在收到关于违法及虚假操纵信息的举报后,须立即通知举报人,并采取删除、阻断访问、限制曝光、停用账号、限制广告收益等先行措施。同时还需制定自律运营政策,并每半年公布透明度报告。
围绕此次信息通信网法修订,期待与忧虑的目光交织。
最受正面评价的是,该法能够有力抑制依靠恶意虚假信息创收的“网络拖车”们的商业模式。此前即便加害者凭刺激性视频获取巨额经济利益,受害者通过民事诉讼获得的精神损害赔偿也远不及犯罪收益。而随着惩罚性赔偿与巨额罚款制度的新设,对损害他人名誉赚钱的行为得以实施有效制裁。
此外,对作为信息扩散核心通道的大型平台赋予举报与处置义务,也令人鼓舞。网络上的名誉侵害或假新闻若未能阻止初期扩散,便会无可收拾地蔓延,实际上无法恢复受害。通过对大型信息通信服务提供者施加受理举报与采取措施的义务,为在扩散初期迅速应对恶性谣言提供了依据。
尽管如此,围绕此次修正法的忧虑亦然存在。最主要的争点在于,虚假操纵信息的判断标准包含“故意”“不当目的”等主观要素,存在与表达自由相冲突的可能。有意见指出,选择性采用部分事实的报道或批判性内容在多大程度上会被评价为操纵尚不明确,可能引发媒体与创作者的自我审查。
此外,具有惩罚性性质的赔偿结构在韩国民事诉讼体系中将如何运作,也是重要课题。扩大损害额核算裁量权及最高5倍赔偿的规定,虽有强化受害者保护的效果,但也同时被指可能使表达自由受到压缩。
这类忧虑并不限于国内。由于该法同样适用于在韩国经营的谷歌、Meta、X等海外平台,美国国务院去年年底通过发言人声明,以损害表达自由及构成不必要贸易壁垒为由表达了担忧。这也意味着广播与媒体规制有可能超越国内政治格局,演变为韩美通商谈判的变数。
保护个人免受虚假信息侵害,是民主社会必不可少的课题。尤其是随着信息生产与流通的中心从传统媒体迅速转向以视频平台、社交网络为基础的自媒体,反映这一变化环境的法律体系也确有必要。然而若在此过程中连表达自由也受到压缩,则可能产生另一种社会成本。归根结底,此次信息通信网法修正法的成败,将取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精细地调和虚假信息规制与表达自由这两项宪法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