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孩子之后,推婴儿车出门的次数骤然增多。那时才意识到,推着婴儿车无法进入的建筑比想象中多得多。孩子还可以抱起来搬进去,但轮椅使用者恐怕更无从下手。增设地铁电梯、低地板公交车和坡道的呼声不断,但实际上总是撞上同一个问题,最后含糊收场。理由是:为了少数人执行这样的投资,是否具有社会效用?人们认为无障碍强化的受益者是占人口极少数的残障人士,而且规模今后大体上也是固定的,于是就出现了“过度”的说法。
然而近来这一前提正在改变。据韩国保健福祉部统计,2025年一年新登记的残障人士为8万2900人,其中65岁以上者为4万9345人,占总数的59.5%。这意味着新成为残障人士的人中有一半以上是老年人。这是因为肌力退化等经历各种衰弱(frailty)的老年人身体状况,与通常被归类为残障人士的人群趋于相似。问题在于,我国的残障登记制度未能充分捕捉随年龄增长而来的功能下降,很可能有大量日常功能已经退化、却跨不过登记门槛的老年人被排除在统计之外。也就是说,实际上老年人占比还要更高。
这些数字所说明的很清楚:残障与老化正逐渐趋同。失去下肢肌力而依赖轮椅的老人,其身体功能与肢体残障人士并无不同;听不清而错过广播提示的老人,所处环境与听力残障人士相似。无论是先天的还是随老化而来的,只要功能下降的形态相同,对应的环境需求就必然相同。在五分之一人口超过65岁的社会里,无障碍强化政策的受益者不再是“外部的少数”。应当把它理解为任何人在生命最后阶段都会经历的生命周期型福利的一部分。
因此,成本与效率的计算公式也必须改变。如今,无障碍强化政策往往被理解为对弱者的施惠性政策。但今后,有助于无障碍的设备很可能不再是残障人士专用设施。仅看地铁电梯就是如此。电梯使用者的绝大多数是膝关节衰弱的老人、推婴儿车的父母和携带沉重行李的旅客。在已进入超高龄社会的我国,使用者只会年年增加。这是多数社会成员共同使用的设施,甚至还有反映社会质变而追加引入的余地。
当然,并非所有无障碍项目都能自动获得正当性。但在变老和成为残障人士逐渐成为同一件事的社会里,用于改善无障碍的钱与其说是为他人的支出,不如说更接近为未来的自己所做的前置投资。只需要一种认知转变:孙辈坐婴儿车走过的路,有一天我也可能坐着电动轮椅走过。只有这些细小的无障碍改善政策汇聚起来,让社区变得对老年人友好,才可能不必入住养老院或疗养医院,而是在“自己家里”变老。这正是地方自治团体应以不同视角看待无障碍强化政策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