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Electronics在仅一个多月前还处于半导体部门全面罢工的危机之中。原因是围绕绩效奖金,劳资双方立场未能找到折中点、一直僵持。直到政府出面拟定调解方案,才勉强避开了这场大危机。Samsung Electronics的罢工危机虽已过去,但今后现代汽车、韩国通用等在工资及集体协商中迟迟找不到交集,劳动界“夏斗”的担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这与台湾台积电、日本丰田等在无罢工状态下延续劳资合作关系形成鲜明对比。有观点指出,韩国企业的劳资关系需要结构性解法。
前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李政植近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指出:“韩国社会的矛盾之深,以至于有‘3C矛盾’即复合(compound)、复杂(complex)、压缩(compressed)的说法,劳资关系也不例外”,“正因为这些因素,企业害怕对人的投资”。李前长官1986年任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韩国劳总)政策室研究委员,2014年任韩国劳总事务处长,2017年任劳资发展财团事务总长,2022年任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是韩国劳动政策领域最顶尖的专家之一。
李前长官将韩国社会劳资之间不信任根深蒂固的原因,归结为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未能妥善解决的矛盾不断累积。他解释说:“在长期的矛盾经历中积累了不信任”,“这不是企业或工会任何一方单独的责任”。他诊断称,这种劳资关系中的不信任导致企业对人力投资态度消极。他还表示:“人力投资归根结底是企业为自身生存所必需的”,“随着ESG(环境、社会、治理结构)经营在全球扩散,认为企业应放弃单纯的利润最大化、转而承担人力投资等社会所需角色的主张正日益获得支持”。
李前长官强调了为形成劳资互信而进行对话与合作的必要性。他解释说:“在劳资关系中,信任、合作与对话是相互咬合的”,“政府应设计法律与制度,以支撑劳资间的力量平衡以及对话与妥协”。他还表示:“企业里成立工会的时期主要是开始结构调整的时候”,“如果企业平时沟通顺畅、公平分享成果,劳动者就会觉得不需要工会”。对于今年5月一度面临罢工危机、最终勉强达成劳资协议的Samsung Electronics绩效奖金争议,他诊断称,工资谈判前沟通不足是主要原因。
对于“黄色信封法”,他提出了需要立法来弥补副作用。“黄色信封法”的立法目的在于化解正规职与非正规职、发包方与承包及协作企业之间劳动条件差距巨大的双重结构。但实施后,承包及协作企业工会与发包企业之间的矛盾接连发生。此外有观点指出,针对近期公布的湖南地区半导体基础设施投资计划,Samsung Electronics工会要求进行劳资政协商,产业界的混乱仍在延续。李前长官就此指出:“法律与制度必须契合现实,且不与其他法律制度相冲突,能够互补运作”。
李前长官诊断称,问题出在未改善就业市场双重结构的现实就推进了“黄色信封法”的立法。他解释说:“在经济成长期,中小企业的工资支付能力也较高,劳动条件得到改善,但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扩大”,“在未能打破就业市场双重结构的情况下,以‘把责任推给发包方’的方式立法,问题因此暴露”。关于补充立法的方向,他表示:“工会法应明确用人方的定义,在完善协商程序的同时,改进以企业别协商为前提的规定”,“为激活劳资间自律、自主的协商,不仅是工会法,还需要将MRFTA、转承包法、产业安全法、重大灾害处罚法等涵盖产业现场整体的法律,改进为具有一致性的‘打包立法’”。
关于政界正在推进的延长退休年龄,他提出工资体系改革与允许劳动者兼职是先决条件。李前长官解释说:“按现行法规,涉及劳动条件不利变更等事项,必须获得过半数劳动者或工会的同意”,“如果引入与生产率挂钩的工资体系,延长退休年龄的意义就会消失”。他接着表示:“让劳动者5天中只上3天班、两天做别的工作,这种‘两份工作’形式成为可能也是一种办法”,“如果引入具有弹性的工资体系,而非过去那种僵化的工作方式,在新增就业上就能实现代际共赢”。






